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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资本主义垄断与竞争(下) 　　 　　垄断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因希法亭和列宁的贡献开创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概念，但是这个领域的工作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停滞了。更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满足于停留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基于19世纪的市场条件所确立的情况，无意于依据与垄断阶段相联系的新发展来扩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然而，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新马克思主义)方法发展的关键一步，随着米哈尔?卡莱茨基将“垄断程度”(一个企业对主要生产成本实施价格加成的能力)的概念引入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分析而产生了。卡莱茨基将成本加成视为垄断程度的指数，因而也是集中程度、准入壁垒等等的反映。他的创新主要表现在《经济动态理论》(1952年)中的几段文字中，说明不断增加的垄断/寡头程度的影响不仅是在垄断企业中(与竞争性企业为敌)积聚经济剩余(剩余价值)，而且还将以工资为代价提高剩余价值率(也就是说剥削率)。 　　现在可以明了，正如约瑟夫?施坦因德尔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停滞》(1952年)中所描述的，垄断的增长创造了一个偏向于过度积累和停滞的经济体。 　　由“垄断程度”概念演化而来的卡莱茨基和施坦因德尔的著作，成为巴兰和斯威齐1966年的《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一书的重要经济学基础，这本书是随着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URPE)的兴起，激进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崛起的理论基石。因而，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版的第一本重要经济危机读物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激进视角》命名。 　　对于巴兰和斯威齐来说，资本主义竞争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在自己的书的开头写道，“我们必须承认，在19世纪的英国曾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关系形式的竞争，已经不再拥有这一地位，不但在英国，而且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如此。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典型经济单位不是为无比巨大的市场生产相同产品的微不足道的份额的小企业，而是生产一个行业、甚或若干行业的大量产品份额，并且能控制其价格、生产总量以及投资的种类和数量的大型企业。换言之，典型的经济单位具有曾经被认为只有垄断企业才具有的特性。因此，忽视垄断在构建我们的经济模式中的作用，继续将竞争视为普遍情况，是不对的。我们在试图理解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时，不能离开垄断，或者仅仅把它看作一种修正因子；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分析工作的非常中心的地位。” 　　建立在卡莱茨基的垄断程度概念的基础上，巴兰和斯威齐认为，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在生产水平上确定的)，只特定存在于竞争资本主义中，在垄断资本主义中已经被生产中产生的潜在剩余率的上升趋势所代替。这导致过度积累和停滞：对此的主要补偿因素是军备支出、销售努力的扩展和金融投机的增长。通过对劳动过程实施更紧密的控制，从而从一定的工作额中榨取更多的劳动能力，正如哈里?布雷弗曼在《劳动和垄断资本》(1974年)中所说明的。又因为能够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搜寻便宜的劳动力，――这个体系能够产生更多的利润。因此就不仅仅是更多的利润转向垄断企业，体系自身当中也产生了更多的利润。 　　这种分析的核心是价格竞争已经实际上被垄断资本阻止的观点――正如早先斯威齐在他的拗折需求曲线中所描述的。在巴兰和斯威齐撰写《垄断资本》的时代，这一点在美国政府对钢铁行业所实施的听证会上得到了强有力的确认。钢铁决策者们证实，他们只能心照不宣地或间接地和他们的寡头竞争者们联合起来提高价格，并补充说在价格上“我们当然不能下降”，因为那样“就会遭遇我们的竞争者”――导致激烈的竞争和利润的下降。正如斯威齐在1958年的钢铁听证会复印件边页所注明的：“他们几乎都在描绘拗折曲线!”巴兰和斯威齐写道，寡头垄断市场的结果是存在对价格削减的“强有力禁忌”。通过暗中勾结，大公司越来越倾向于一种价格机制，正如《商业周刊》的著名总结所说：“只向一个方向运动――上升。”大型寡头垄断公司是价格制定者――不是正统经济学所假定的价格接受者。 　　这种视角的价值在今天看来已经非常明显。正如垄断金融资本的代言人、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在2011年2月所宣称的：“评价一个企业好坏的唯一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制定价格的力量。如果你已经拥有了提高价格而业务不丧失给竞争者的力量，你的企业就非常好。如果你在涨价10％之前还要进行祷告，那么你的企业就非常糟糕。”对于巴菲特来说，这全关乎垄断力量，而不是管理。“如果在大约五年前，你拥有城里的唯一一家报纸，那么你就有定价权力，你根本不用去办公室”担心管理问题。 　　然而，将寡头市场变成共享垄断的协同定价策略在20世纪初只是缓慢地发展。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观察到，公司管理层需要时间“学会协同行为的优点”。这通常只发生在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