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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士 学 位 论 文 公司法律形态研究 作者姓名： 赵吟 指导教师： 赵万一教授 西南政法大学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内容摘要 公司法律形态是指公司作为社会关系主体在法律框架下的存在形式，不仅关涉公司 及股东对外的责任关系，而且涉及公司内部的经济结构安排，实为公司法的基础性核心 问题。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和公司法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争相围绕公司法律形 态的变革与创新对公司法进行修改，以期在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与制度竞争中获取优 势。公司法律形态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司法改革潮流中的宠儿，实乃因为其具有牵一发而 动全身之能力，对整个公司法功能的发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本文以公司法律形态为研 究对象，试图通过综合运用逻辑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分析、法哲学分析、法经济学分 析等方法，全面、系统地阐释公司法律形态的相关问题，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公司法律 形态设定的基本理念与基本原则，并为围绕公司法律形态展开的我国公司法律制度之完 善提出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具体建议。本文在结构布局上，除了绪论和结语外，共分 为以下六大部分： 第一章旨在厘清公司法律形态的逻辑基础，重新认识公司独立人格要素的内涵，并 对传统公司社团理论作出修正。从公司的角度来讲，法人肯定说相较于法人否定说更具 合理性，更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公司享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并不意味 着股东必然承担有限责任，两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历史发展、制度功能、立 法实证三个方面的事实已经表明，成员承担有限责任并非法人人格独立的应有之意，公 司法人成员的责任性质可以是有限责任、无限责任、连带补充责任或者其他新型责任形 式。而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的真正内涵则应立足于事前规范进行界定，可以概括为外部表 征特定化、表现形式组织化和对外责任一体化三个方面。正因如此，独立法人人格之要 素不应成为公司形态与合伙形态的区分标准。另外，就公司的社团性而言，公司与社团 的契合是特定历史因素作用的结果，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环境使多数人集合投资较之个 体单独投资更具优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公司天然具有社团性，社团性亦非公司的本 质属性。股东人数是否为复数可以作为公司法律形态内部分类的标准之一，但不是公司 法律形态外延界定的要素之一。当然，公司仍然是表现为多数人集合的团体组织，只不 过这种团体组织的性质应当置于公司所有参与者的范畴来理解。 第二章重点考据公司法律形态的历史演进，区分西方与我国两条发展脉络进行梳 1 理，借此探寻公司法律形态演化的真正动力。在西方，公司雏形阶段存在诸如行会组织、 家庭企业、康曼达、索塞特等重要的商业组织形式，实为后来各类公司法律形态的前身。 近代公司阶段是公司形态变迁史上最为关键的时期，先后孕育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 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等不同的公司法律形态。在经济社会历次革新的助推下，现代阶 段的公司法律形态总体上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在我国，早期普遍存在的是官督商办的 企业形态，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形态，直到晚清颁行《公司律》才使公司得以正名。 自此开始，我国公司法律形态的每一次变革都是政府通过颁行公司法律推进的，并且基 本以西方的公司法律形态为模板，曾出现过五种公司类型并存的格局，新中国成立后则 仅承认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基本法律形态。历史实践表明，公司法律形态 演进的动力来源于三个机制：其一，商业实践与法律制度的矛盾运动。自由商业实践创 造不同的公司形态，经法律确认后成为不同的公司法律形态；公司法律形态需要不断接 受商业实践的检验，适时修改甚至废止。其二，客观必然与主观能动的有机结合。在承 袭机制的作用下，因受到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制约，公司法律形态的变迁内涵着不以参与 者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在变异机制的作用下，因受到成本因素的影响，公司法律 形态的演进表现为一个能动更新的过程。其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合力作用。商品 经济的不断发展是公司法律形态演进的主导性推动力量；与此同时，诸如政治、宗教、 文化传统等上层建筑因素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第三章聚焦于公司法律形态的分类模式，通过考察以治理结构区分为主的分类模式 和以责任形式区分为主的分类模式，明晰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并从中得到有关公司法 律形态设定的启示。就治理结构区分模式而言，英美国家的公众公司（公开公司）与私 人公司（封闭公司）的分类实属典型。就责任形式区分模式而言，大陆法系国家的无限 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分类是为典型。其中， 日本和韩国的情况较为特殊，在早期主要表现为责任形式区分模式，之后因大量引入英 美的公司形态法制，逐渐演变为折衷的混合模式。通过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