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话语狂欢下的女性悲剧.docVIP

男权话语狂欢下的女性悲剧 　　【摘 要】藏族作家阿来在他的代表作《尘埃落定》中塑造了一群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各自的悲剧性命运不仅仅表现出了藏族农奴制度中对女性的不公和压迫，更透露出在作者男权话语狂欢之下的女性性别悲剧。 　　【关键词】女性；悲剧命运；男性“欲望化叙事”；权本位意识 　　一、绪论 　　《尘埃落定》以“故事的魔幻性、语言的诗性”在出版之后大受好评，并于2000年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但是，在好评如潮之时，笔者也发现隐藏于文本之后的是男权主义话语对女性的亵渎和蔑视。笔者试图对作品中各型各色的女人形象加以分析解读。 　　二、男性“欲望化叙事”中挣扎的女性 　　关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中国古典叙事中就已经存在着“没有女性主体真实自我生存价值与生命意志的能指符码” 1的固定模式了。屈原笔下的“美人”，汉代文人笔下的阿娇、昭君，曹植笔下的洛神等，这些美好的形象实际上是男人愿望无法达成的一种美好想象。封建制度父权文化下的另一类与上述女性形象完全相反的则是淫荡、狠毒的“孤媚”：赵飞燕、褒拟、旭己……这类女性形象漂亮却是祸水，功业失败的替罪羊。无论哪一种女性形象都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都蕴藏着浓重的男权色彩，透出一种男性中心主义。 　　这种沉默的被书写状态被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苏珊“欲望化叙事”。她在《“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一文中将男性的“欲望化叙事”的源头或原型追溯到古罗马时期作家奥维德所讲的关于塞浦路斯王皮革马利翁创造象牙姑娘的神话。苏珊“欲望化叙事”已经纳入了人类文化传统，并源远流长：“我们的文化深深根植于各种男性本为的创造神话里……就像皮革利翁的象牙女郎那样，没有名字，没有品性，没有她自己的声音。” 2 　　首先，整部《尘埃落定》在对女性的观照上表现出强烈的男权意识。在“我”眼中，“女人不过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东西”。女人不是具有独立价值意义的主体，而是与物无异的存在。女人生存的意义，不过是满足男人性欲望的对象、生殖的工具，或者充当洗衣、做饭之类的奴隶。女人生下来，便被指派照顾男人，生活中的一切都要以男人为中心。 　　从傻子十三岁第一次有性冲动起始，围绕在他身边络绎不绝。当然这得益于他的权势和地位。在他身边的这些女性，都带有极其浓厚的欲望色彩。虽然作者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从来不乏美丽和温柔。但无一例外的在她们身上也都体现出了相当浓重的奴性色彩，在对这些女性的描述和刻画时毫不掩饰的表露出作者的男性“欲望化叙事”。《尘埃落定》中的女性形象无一不是男权社会下的欲望化对象――一个附属品，一个“他者”。 　　桑吉卓玛是傻子主人公的贴身侍女，也是他的第一个女人。显而易见，从她的身份地位来说，她的主子――傻子少爷――并没有将她看做是一个真正的女人：“桑吉卓玛算不得我的情人，而是我的老师。”傻子对卓玛的欲望、卓玛对傻子的臣服，与其说是男欢女爱，倒不如说是菲勒斯情节的崇拜。桑吉卓玛不仅仅是折服在傻子主人的男性生殖器之下，更是因为傻子身上所凝聚的社会权利和地位。在傻子和桑吉卓玛暧昧的情欲关系当中，傻子永远高高在上的和他的侍女调情，膨胀和嚣张的权欲弥漫在文本中间，使得傻子和桑吉卓玛的关系暴露在赤裸裸的性冲动之下。这也是当桑吉卓玛年老色衰出嫁之后“我”再见到她时发现“这个卓玛再不是那个卓玛了……再也唤不起我昔日的美好感觉。”也就说明，在此之前“我”喜欢的卓玛只是一个年轻肉体的卓玛。 　　对于桑吉卓玛自身而言，她不仅认同与“傻子”主人眼中自己的“配角”地位，更是自甘于被男人玩弄、蹂躏。她默认并沉浸在自我的“他者”性悲剧命运之中，将男人和权力视为自己命运的救主。不思进取，只满足于“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3。“她无法主宰自身，既无法主宰自己作为奴仆的命运，同时也无法主宰自己的思想、理智和情感、欲望。” 4 　　三、沉迷于“权本位”意识中而不自知的悲剧 　　第二类女性形象即是以“我”母亲土司太太为代表的权利崇拜者。土司太太再被卖给土司之前是一个汉族妓女。身份地位的悬殊变化使得她对权利和等级观念有着变态型的迷恋和崇拜。小说开篇十分生动的描写了土司太太赏赐小狗牛奶的细节：“狗因为主人的赏赐激动不已，因此盆里的牛奶噎得它几乎喘不过气来。土司太太很喜欢听见这种自己少少一点爱，就把人淹得透不过气来的声音。”她刻意的享受别人对赏赐表现出的感激，因为出身贫贱，她才对自己手中的权利如此迷恋和享受。当她的傻瓜儿子终于有了出息，麦其土司的大儿子又做了替死鬼之后，她多年来处心积虑想要她那傻瓜儿子继承土司位置的态度却变得暧昧起来，原因只有一个：她最爱的人只有自己，她当惯了土司太太。她太喜欢权力，“正是这种隐藏的希望使她痛苦，而且绝望。”她的身上，集中体现的是权力欲的悲剧。 　　阿来曾说，他写《尘埃落定》的意图是“揭示出权力的秘密，看起怎样产生，有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