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氏孤儿》人性重构的得与失.docVIP

论《赵氏孤儿》人性重构的得与失 　　［摘 要］ 陈凯歌导演的必威体育精装版力作《赵氏孤儿》主要依据元代纪君祥的同名杂剧所改编，影片中倾注了导演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对当下社会的关照，它弱化了元杂剧的“忠义”与“复仇”的主题，更多地着眼于表现小人物的人性情怀，从而也解构了传统的善恶二元论，以期更为契合当代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念。但影片在解构传统的同时却因为形象塑造上的一些偏离而未能达到人性重构的目的，从而陷入了一种善恶不分的道德虚无主义。本文从分析传统叙事的人性观入手，进而指出影片对传统的解构与反思的成功之处，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在人性重构过程中的一些不足之处。 　　［关键词］ ??《赵氏孤儿》；人性；重构；得与失 　　 　　人性是在一定社会基础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它是人的问题的基础与核心。“中国性论有一特点，即以善恶论性；关于性的主要争点，是性善或性恶的问题。”［1］而在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观念中，人是非善即恶、非奸即忠的，这是判断一个人品质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道德通过一系列永恒的原则规范和价值目标来制约人的行为，以人所特有的理性力量来控制乃至抑制人的欲望。道德始终被视为人的外在约束力量，视为社会的统治工具。”［2］道德与人性，这对蕴含各异又相互依赖的范畴，自古以来都是文艺评论所关注的对象。 　　陈凯歌导演的新片《赵氏孤儿》主要依据元代纪君祥的同名杂剧所改编，它顺承了陈凯歌电影中一贯的人文思索与历史反思，在解构传统道德观念的同时，力图建构起一套符合时代潮流与当下价值观念的人性观。它弱化了元杂剧的“忠义”与“复仇”的主题，更多地着眼于表现小人物的人性情怀，从而也解构了传统的善恶二元论，以期更为契合当代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念。但影片在解构传统的同时却因为形象塑造上的一些偏离而未能达到人性重构的目的，造成了人性的善恶不分与道德的虚无，陷入到一种价值观的迷失之中。本文从分析传统叙事的人性观入手，进而指出影片对传统的解构与反思的成功之处，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在人性重构过程中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 舍生取义：传统叙事中的人性取向 　　“赵氏孤儿”的故事取材于春秋时期晋国发生的宫廷政变，最早见于《左传》，经过历代文人无数次的演绎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叙事。“《赵氏孤儿》这部大悲剧,不仅在中国影响深远,至今还活跃于舞台,而且在18世纪译成几种外文风行于欧洲,是最早被介绍到外国的久享盛誉的古典名剧。”［3］ 　　陈凯歌的同名影片主要取材于元代纪君祥所作的杂剧，这是一部富有民族内涵的悲剧作品，王国维称其“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这部作品的“忠义”与“复仇”的主题蕴蓄有丰富的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其中所彰显的主要是一种舍生取义的“忠义”观，这是传统文人受儒家文化长期浸淫的结果，是儒家伦理道德所构筑的社会秩序的体现。虽然“赵氏孤儿”的故事从《左传》开始到元代流传千年，每一个时代的价值观念较之于前代都会有所更移，但这些并没有改变这一故事宣扬的“忠义”与“复仇”的主题，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直是其价值观的核心。而在朝代更迭，蒙古族入主中原、汉人受异族统治的时代语境下，纪君祥选择这个题材来创作杂剧，在表现出一定反元复宋、怀念汉室江山思想的基础上，其不拘泥于历史的改动，反而进一步突出了“忠义”与“复仇”的主题。其期望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秩序复归的强烈诉求是无可置疑的。 　　而在传统道德评判标准的熏陶下，在儒家这种大义凛然、舍生取义的“忠义观”的指引下，《赵氏孤儿》中的人性评判呈现出非善即恶、善恶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来。 　　传统的“赵氏孤儿”故事中呈现出的这种非善即恶的人性观、善必胜恶的复仇观念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的体现，它显示出高高在上的道德话语压制人性追求的现象，显示出传统文艺作品对人性复杂性探讨的缺失，而在影片《赵氏孤儿》中，导演陈凯歌对这种传统的人性观作了一定程度的解构，这种解构有其成功之处。 　　二、化圣为凡：影片对传统人性观的解构 　　作为一个不断被文化所塑造出来的广泛流传、感人至深的崇高的悲剧故事，传统“赵氏孤儿”故事以其戏剧性的强度、其情感的冲击力、其内涵的丰富性、其道德的悲壮感和经过众多传统戏曲千锤百炼后的艺术成熟度，都为后来的改编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陈凯歌也是看到了其深刻的民族内涵与广泛的受众基础才选择将这部影片搬上银幕。然而在对其艺术加工的同时，改编者不得不面对价值观念上的对立与冲突。作为一个向来以深刻的人文关怀与忧患意识著称的导演，陈凯歌也在影片中进行了他自己的人性重构，并使影片呈现出与传统故事不同的神采来，这种重构是有其成功之处的。 　　影片改写传统叙事的最重要变化，就是将程婴从崇高的道德圣坛上拉下来，给了他一个平凡的世俗的境界和外表，也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