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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能源投资条约》间接征收范围界定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必须寻求对外合作开发。对外合作开发能源亟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即对间接征收的界定。本文在对相关国际判例逐案分析的基础上，以对政府措施的特殊性质进行判断为基础，综合考虑对投资价值的干预程度和投资合理预期的干预，对我国能源投资条约中间接征收的范围进行了界定。 　　关键词：中国能源；投资条约；间接征收；国际判例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2-0033-03 　　 　　一、界定间接征收范围的典型判例考察 　　 　　（一）欧洲人权法院关于间接征收范围界定的考察 　　从欧洲人权法院对Fredin诉瑞典政府案 [1] 、Pine Valley发展公司诉爱尔兰政府案 [2]、Pinnacle诉英国政府案 [3]、Sporrong和Louml;nnroth 诉瑞典政府案 [4]的审理情况来看，欧洲人权法院在界定政府管制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时，更多的是从政府管制措施的性质与目的出发，认为只要政府符合公认的公共利益（保护环境、城市规划、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等）而采取的管制措施，一般情况下不构成间接征收。此外，欧洲人权法院在界定间接征收范围时，也部分地考虑政府管制措施对私人财产造成不利影响。 　　（二）伊美求偿法庭关于间接征收范围界定的考察 　　为了解决伊朗革命期间以及革命以后所发生的伊朗与美国公民之间所发生的各种财产纠纷，伊朗和美国组建了伊美求偿法庭。伊美求偿法庭受理了大量的关于间接征收的案例，主要有：Tippets, Abbett, McCarthy, Stratton诉伊朗TAMS-AFFA工程咨询公司案 [5]、Phelps Dodge国际公司诉伊朗政府案[6]、美国Starrett房屋公司诉伊朗政府案[7]。在上述案件的审理中，伊美求偿法庭在界定政府管制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时，往往只考虑政府管制措施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财产所造成的影响，而且不论影响是否严重，该政府管制措施将被认定为间接征收；此外，即使政府管制措施具有公正的目的，也不能被排除在间接征收范围以外。 　　显然，伊美求偿法庭关于间接征收的司法实践，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利益，而东道国的国家利益却受到了忽视，这不能不说存在着美国维护其海外投资的身影。 　　（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体制下关于间接征收范围界定的考察 　　为了消除贸易壁垒，促进经济流动，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三个国家于1992年正式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该协定于1994年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体制下审理的间接征收案例主要有：Pope Talbot公司诉加拿大案[8]、Metalclad诉墨西哥案[9]、S.D. Myers公司诉加拿大案[10]。通过考察，本文发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体制下认定间接征收范围时，更加注重考查东道国政府的管制措施是否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价值产生实质性的消极影响：如果东道国政府的管制措施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价值产生实质性的消极影响则可构成间接征收，如果东道国政府的管制措施仅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价值产生一定的影响则不构成间接征收；与此同时，确认了外国投资者的合理投资预期属于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价值。 　　（四）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关于间接征收范围界定的考察 　　二战结束后，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端案件大量增加。1966年，在世界银行的主持下，正式成立了ICSID。20世纪90年代起，ICSID受理了大量涉及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间接征收的案件，比如：Técnicas Medioambientales Tecmed,S.A.诉墨西哥政府案[11]、METHANEX诉美国案[12]、Compantilde;ía del Desarrollo de Santa Elena诉哥斯达黎加案[13]。 　　从ICSID关于间接征收案例的司法实践，可是，在界定东道国政府的管制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时，ICSID不仅考虑到了东道国政府管制措施的性质，也同时考虑到了东道国政府管制措施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财产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另外，ICSID提出应当根据维护公益与保护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财产的比例程度来确定东道国政府的管制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这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通过比较欧洲人权法院、伊美求偿法庭、北美自由贸易体制、ICSID关于间接征收范围界定的司法实践案例裁决结果，发现，欧洲人权法院更为注重维护国家的公共利益，部分考虑外国投资者的利益；而伊美求偿法庭则更为注重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利益，对东道国的公共利益似乎不那么感兴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体制则强调东道国政府的管制措施是否对外购投资者的投资价值产生实质性的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