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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当代书法流派与文化症候》有感 　　近日读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书法研究所所长王岳川先生《当代书法流派与文化症候》一文，全文9500多字，有7700多字介绍当代书法流派，其中对传统派的解释有3700多字，有1600多字是介绍自己的“文化书法”，用2400多字介绍其它8种流派。读后心有所思，不得不发，感受如下。 　　 　　一、对传统派的特征描述不当。 　　 　　王教授原话为“大体上说，传统派重视笔画和字之间的勾连去表现出书法飞动的气势，展现线条空间的变化……” 　　我认为传统派就是古典主义。古典主义是17世纪流行于法国的一种文学思潮，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在美术上来说，是从17世纪至19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对古希腊、罗马古典作品艺术风格的怀旧与模仿之风，以普桑的崇尚永恒和自然理性的古典主义为代表。中国艺术本无什么主义，这些新名词都是西风东渐后用西方的瓶子装中国酒。于书法而言，古典主义指的是潜心学习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经过历史检验的优秀法书、碑刻。王教授上面的描述以行草书代替传统派，那么，学《张迁碑》、《黄庭经》、《石鼓文》的都不是传统派吗?学书法有一定时日的人都知道，学书须从古代经典碑帖入手。各种书体都有经典，唐宋时人学书也要学习前代经典。举凡古代及当代，在书法上真正有成就者，无不是走这样的道路，如果把这些成功者归类的话，那他们全是古典派。在古典派看来，好的都要学，且各体均有涉猎，因各种书体是相辅相成的。如王羲之，成就在行草、楷，同时还精通隶书；钟繇成就在楷书，但还精通铭石书；如颜真卿对楷书有重大贡献，但还写就了天下第二行书…… 　　书法在中国到解放前，都不是一个技艺性的东西，这是文人之所以为文人的前提条件。文人要应试，当然要学写字、学写诗，他们只为实用，并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目的。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造成的，如果科举不要求楷法端正，不考策论，不考做诗，他们可能也不会具备这种能力。 　　书法成为自觉的艺术以来，有过各种各样的观点、形式，如飞白书。鸟虫书、蝌蚪书等，但都是昙花一现，转瞬间成过眼云烟，不会因哪一个人的提倡而兴盛，也不会因哪个人的反对而消失，即使他是帝王将相、王权富贵。至现在，能为学人接受的还是古代在书法上有巨大成就者的观点――即学古。 　　 　　二、对传统派这一标题的描述。3700多字似乎成了一个书法简史，成为一篇书法赏析文章。 　　 　　国内现在逐渐有学术层次较高的书法论坛，有很多名家介绍自己近来的研究成果。在书法界创作热情高于理论研究的现状下，这是有积极意义的。王教授参加的是“涌泉国际书法论坛”，学术层次想必很高，细读对“传统派”这一标题下的描述，感到存在以下问题： 　　1　用词单一。如“神骏”、“高妙”，用“神骏”来称王羲之《兰亭序》，后又用以称赞苏东坡的字。没有对书法作品进行深入精细地思考进而找到一个恰当的描述这一件作品风格的词。古人在这方面很讲究，分类细致，对某个人某件作品的描述若换至另一个人的另一件作品是一定不行的。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探讨诗歌美学风格的理论著作，形象地概括和描绘出各种诗歌风格的特点，对诗歌创作、评论与欣赏等方面有相当大的贡献。我想，借鉴来用以对书法风格进行描述亦不无益处。 　　2　对碑学学者的主张简单否定，没有用一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王教授原话“但是过分人为地将中国书法正脉――帖学加以断然否定，即使象赵之谦这样以帖写碑的人都逃脱不了被抨击，其偏激的学术眼光造成了对帖学的不公正和对碑学的过分吹捧，实在是问题很多。从此，中国20世纪碑帖恩怨纠葛不清。” 　　事实是这样吗?任何的观点、主张，都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只孤零零地评价一个观点，那任何观点都是错的。《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比如唐代古文运动，针对的是当时文坛盛行的骈文――讲究对仗、声韵讲究平仄、重藻饰和用典。文章太过质朴也不好，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既不能不看形式技巧，又不可把技巧当成文章的本体。形式技巧运用得当，则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成功者如庾信的《哀江南赋》。但过度重视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则内容空虚、流于形式、华而不实。又如公安派“性灵说”，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要求作文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其所针对的是明代文坛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李贽适时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观点，公安派的“性灵说”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与“理”尖锐对立。“性灵说”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 　　无数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