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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界继承传统的陈疴新疾 　　2009年4月22日至5月18日，“中国动力――2009中国国际雕塑年鉴展”北京举办，“继古开今”是其中―个单元。笔者参加了该单元的学术座谈会，从该单元的参展作品以及与会者的发言中，笔者延伸、归纳出两个问题：―是长久以来雕塑界对“继承传统”这一问题的无视和无作为(主流如此，并不否定个别艺术家的探索成就，如滑田友等)，此为“陈疴”；另一个是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情况下，时下雕塑界意识到继承传统的迫切性，但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即对“传统”进行了抽象化解读，对传统题材进行了符号化借用，此为“新疾”。 　　 　　一、陈疴：民国现代雕塑的顺“理”成章 　　 　　20世纪中国美术面临中西融合、古今传承的重大课题。面对这一课题，诸多艺术家从实践和理论层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在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现代雕塑”的出现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从古今传承的角度来看，民国时期，传统雕塑已经衰落，但不意味着就丧失了被借鉴的可能性。但是从上世纪以来，关于“绘画的古今传承问题”，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而关于“雕塑的古今传承问题”，争论要少得多。与绘画踯躅在“传统”“现代”之间相比，现代雕塑创作为什么没有背负同样的“传统”负担?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民国现代雕塑创作以及对其阐释的顺“理”成章正是造成这一现象根源所在。 　　一方面，和现代雕塑的西方渊源相关，类似油画，现代雕塑传统源自西方，西方雕塑成就是中国现代雕塑天然的参照对象，因此从承继关系上讲，与西方雕塑水平愈接近，愈表明中国现代雕塑的水平高；从发展角度上讲，只有与西方雕塑及其以后的逻辑发展轨道“接轨”，中国现代雕塑才愈表明自身的艺术成就。而无论是“承继”还是“发展”，都是以西方雕塑体系为参照系的。关于这一问题，孙振华曾做出客观表述：“西方的雕塑体系传人中国后，民族的雕塑传统已经中断，事实上，在本世纪我们民族没有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雕塑思想和观念、语言与形式，我们近百年来是以西方人制定的雕塑规则和标准来进行雕塑活动的。” 　　另一方面，我们借西方“雕塑”概念来理解中国传统雕塑，关于中国传统雕塑的文本也是以西方“雕塑”概念为核心书写的，这样一来，传统雕塑好像和民国现代雕塑气脉相连，同属于“造型艺术”，因此也就忽略了传统雕塑的特殊性。而并未完成现代转型的传统雕塑貌似自然地和中国现代雕塑相对接，而“古今传承”问题就被忽略掉了。 　　“美术”概念从西方通过日本纳入中国语言以后，“它马上给艺术创作规定了一套新的规则与目的。”“雕塑”概念的输入亦是如此。把“雕塑”作为一种“造型艺术”，这是20世纪上半叶才出现的事情。但从创作动机以及实际功用等角度来看，中国古代“雕塑”未必和西方雕塑相同，和现代雕塑也并非同一型类。但套用西方的阐释体系来理解中国传统“雕塑”，已经成为20世纪有目共睹的事实。最早从学术角度对中国古代雕塑进行分析的理论家正是外国人[如日本的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klfot)，沙畹(Edouard Chavannes)，瑞典之喜龙仁(Osvald Siren)等，沙畹的《5世纪到14世纪的中国雕塑》(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在1925年已出版]，或者是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如梁思成、王子云等)，他们正是借用西方的“雕塑”概念这一“眼镜”来“发现”中国“雕塑”的。20世纪以来，“雕塑史”(包括各种“美术史”中的“雕塑”章节)的书写正是以现代“雕塑”概念为核心的，美术史家在向读者介绍传统雕塑的同时，已经把作为“造型艺术”的“雕塑”概念灌输给了读者。 　　巫鸿在他的论文《九鼎传说与中国古代美术的“纪念碑性”》中意在明确一种与西方的“纪念碑性”不同的、属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纪念碑性”。从他的努力中，可以感觉到更深层的问题：对于中国传统艺术品的理解，是否可以完全套用西方的阐释体系?是否由于西方雕塑实践的介入，西方“雕塑”概念的引入，中国传统雕塑的气脉被中断了? 　　民国雕塑如此，建国后传入中国的苏联雕塑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雕塑创作以及阐释体系，无不与上述现象类似，中国雕塑界在思考“继承传统”问题的时候，看似顺理成章的现当代雕塑之“理”，正是首先需要反思的对象。 　　 　　二、新疾：被抽象化、符号化的“传统” 　　 　　(1)对“传统”的抽象化解读 　　参加“继古开今”单元的研讨会，听到诸多与会者的发言，对“传统”的抽象化解读在两个层面上展开： 　　一是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抽象化解读，将“传统”抽象化、神秘化，而没有能力将其历史化、客观化。无疑，历史传统是宏大和丰富的，但经历20世纪几次文化革命(传统科举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