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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读”的文学与批评的任务 　　 不知不觉间，“文学终结”已成了一个老题目，能说的话都已说完，争论却仍在继续。一般说来，可以称作“事实”的东西是很难引起争论的，被争论的永远是价值问题――在今天这样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尤其是那种最优秀的文学，是否还能不言自明地成为有价值或者最有价值之物，是可以一争也值得一争的。但是这里的争点应该集中到“不言自明”上来，所谓不言自明，不是说我们天生就该追求更超脱、更精神化的生活，而是说我们应该始终记得，即便人们越来越习惯于将任何一种关系折算为功利关系，文学中仍然有一类价值是不需要折算便自我呈现的。 　　这类自我呈现的价值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家宣称：评判文学，尤其是小说，应该遵循快感的指引，只有“好读”才是硬道理，而所谓思想深度、现实关涉、道德承担等等都是衍生的、第二位的。所谓好读，一个要素是有“速度感”，也就是情节发展要畅快或者说“轻快”。当初王朔之所以批评金庸，部分原因就是别人说金庸的小说有速度感，而他拿过来一读却觉得拖沓冗长，大呼上当。速度当然也不是越快越好，卡尔维诺在他的《新千年讲稿》中指出，速度问题关系到如何构建异于真实世界的时空感，所以好的小说家应该是同时精通快与慢的艺术。但卡尔维诺还是对快给予了特别的强调，因为“未来的时间非常繁忙，文学应该像诗歌或思想那样高度浓缩”。小说好读的另一个因素是“语感”。今天的文学批评格外重视语言并不都是在“语言学转向”的学理意义上，而往往是一种情不自禁的叹赏：“这语言真绝了！”“我敢说她是这一拨小说家中语言最好的一个！”……一个作家的小说为什么畅销？因为她“运用简洁、口语化、有时代气息、鲜活的叙述语言”（关于池莉），而小说不好也首先是语言不好，或者“辞藻华丽，缺乏真诚”（关于卫慧）。曾见一篇文章称小说为“语言之河漂来的尤物”，极为传神。既然是尤物，好读好看就是首要标准，不符合这个标准就如同港姐不美一样，人品学识一切免谈。 　　这种批评观有快刀斩乱麻的干脆，但它终究是一厢情愿的。这倒不是针对那种享乐主义态度，如有些批评家所说的文学必须反映生活的全部真相，或者说要将“原来许多不被重视甚至不被承认的‘痛’逐渐被纳入到人类经验的版图中”，而是说它落入了自己所反对的“本质主义”的泥淖――假如真理、思想、道德之类都不可靠，审美快感又何尝可靠呢？果真有一个既纯粹又明确的“好读”作标准，或者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说就是有那么一门“艺术色情学”，那么文学批评也就不必有今日的麻烦了。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技巧可以像品评莲子羹一样品评文学。我们可以相信文学只是审美的东西，只是速度，只是语言，但是当一部作品呈现在面前时，我们所拥有的“纯文学”经验往往不够用，我们看到的是一棵向四面八方伸展枝丫的树，甚至是一整片森林，要令人信服地区分开本体因素与衍生因素，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过去社会历史批评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今天以好读为标准的趣味批评也不可妄自期许。何况，好读与否往往因人而异，而且，相比那些道德、思想方面的尺度而言，如果在好读的问题上发生分歧，要通过讨论取得共识只怕更困难一些。你说这小说好读，我说不好读，这该如何沟通呢？ 　　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太较真地作这种美学讨论，说得透彻一点，“好读论”是一个出版理念而不是批评理论。对一个繁忙疲惫的现代人来说，阅读文学需要足够坚强的理由，好读（通常写在封底或腰封上，甚至哲学著作也被称为“像惊险小说一样好读”）就是一个这样的理由。当然，好读也有它意识形态的内涵。一个人只认好读，只喜欢自己能够接受的东西，难道不可以吗？说到这里，不由想到批评家葛红兵曾有一个提法叫“相对主义批评”，意思是说今天的批评不能再是宣扬那种宏大的真理，而应该立足于具体的个人与文学的关联，每个人都以自己特定的立场接触文学、评判文学，文学的价值才能得以显现。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为“好读”的批评观作了一个哲学注脚。过去种种艺术哲学都在反对趣味批评，原因就是后者隐含着相对主义，但在今天这个社会，相对主义就是我们的文化规则，身份的差别是不可消除的，快感的享用是不可替代的，所以不要妨碍他人以自身的方式阅读文学。这是典型的“后文学时代”的逻辑，当我们不再把对“人类共同理解力”或者“世界精神”的期许压在文学之上时，文学也就交回到个人手中。 　　这似乎是一种无可回避的命运，但是在决定如何对待这种命运之前，还须对这里的“个人”做一点考察。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批评是相对的，我们也不能抱着一种相对主义的逻辑去批评，恰相反，之所以我们想说点什么，是因为在文学中体验到了另一种逻辑：那些能够打动我的，也完全有理由打动他人，不管我们分别是什么身份。文学之所以能够安抚心灵，也许不是因为它悬搁所有的价值判断，而恰恰在于它可以免于纷争地进行这类判断。当我们说一部作品好读时，未必是因为语感、速度感这些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