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事佬”元素对电视媒介越位的规避.docVIP

“和事佬”元素对电视媒介越位的规避 　　摘要：本文简要概括了当下大众媒介的“越位”现象，并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当下流行的“调解型”电视节目中的“和事佬”元素是一种新的电视节目元素，于媒介的“越位”现象具有较好的规避作用。 　　关键词：调解型；和事佬；媒介越位；规避 　　中图分类号：G22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9-0072-02 　　 　　电视节目是由不同的元素组成的，组成电视节目的这些元素被称为电视节目元素，它是电视传播的最小单位。一般情况下，构成电视节目的元素有主持人、解说词、同期声、音乐、音响、图像以及字幕等等，而当下出现的一些“调解型”电视节目中的“和事佬”是不同于这些元素的一个新的电视节目组成单位。 　　“调解型”电视节目主要通过社会中善于处理人际矛盾的“和事佬”来调解发生在底层社会中的一些家长里短类的矛盾，并对调解的过程进行跟踪拍摄和报道。比如浙江电视台的《钱塘老娘舅》、上海电视台的《新老娘舅》、山西电视台的《和事佬》以及合肥电视台的《庐州和事佬》等。 　　“和事佬”可谓是一种新的电视节目元素，这一节目元素在电视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将媒体独立于新闻事件之外，因此，也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电视媒介出现的“越位”现象。 　　 　　一、大众媒介的“越位”现象 　　 　　（一）媒介如何“越位” 　　大众媒介的主要功能就是信息传递，即使在我国，给新闻媒体作出“党和人民的喉舌”这样的界定，也还是在说明大众媒介应当充当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必须按照新闻事件的真实原貌进行传递，不得进行任何有违新闻事件本事状况的报道。 　　然而在当下，许多媒体实践正在进行着有违媒体本质的新闻报道。比如在一些法制新闻报道中，媒体喜欢以自己的视角来判断法律案情，从具体的新闻报道中传播一种偏向的理念，提前对当事人进行有无罪过的审判，即所谓的“媒介审判”。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开宗明义就作出这样的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再比如在一些民生新闻报道中，特别是在一些“帮忙类”的民生新闻中，由于记者在帮忙时的介入不当，往往会造成媒介的“越位”，比如记者“导演”事件发展，再比如帮助弱势群体维权时，将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质问侵权部门，这种情况下在帮助维权的同时又侵犯了其他实体部门和组织的权利。浙江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张弓从七个方面总结了记者的角色错位现象，分别为：记者成了“包青天”、记者成了“戏中人”、记者成了“作秀者”、记者成了“权威”与“批评家”、记者成了“官员”与“政客”、记者成了“法官”、记者成了“王婆”[1]。应该说这一总结基本概括了大众媒介“越位”的种种表现。 　　虽然媒介“越位”的表现方式有很多种，但是一个共同点就是：媒介按照自己的判断进行报道，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因为新闻报道一旦在报道之前就预设观点，那么这样的报道必然不能保证公平公正。事实上，媒体正确的角色定位应当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这种角色“越位”性的报道往往会造成社会原有组织环境的破坏。因为媒介的越位会使得原有的社会分工出现重叠，这样原先承担这一社会分工的职能部门便不能够独立的行使自己的权利，甚至原先一些各司其职的权力关系会因此受到消解。 　　（二）大众媒介为何“越位” 　　当然，造成大众媒介“越位”的具体原因很多。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重视“侠义精神”，芮必峰教授在谈及新闻专业主义时就曾指出，中国新闻记者的一些报道“‘启蒙’也好，‘监督’或‘揭黑’也罢，根本上还是中国传统‘士’文化和‘侠’文化在媒体和记者身上的投射。”[2]当下媒体记者在的一些报道同样受此思想的影响，因而会常常被这种思想左右自己的职业行为。再者，中国当下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也不是十分健全，因为社会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往往无法通过政府渠道得以解决，而是寄希望于媒体。市场经济环境下，媒体为了吸引受众注意力，获取广告利润，往往也会做出一些“越位”的报道与迎合受众的需求。除此之外，部门新闻媒介对自身职业准则和道德的无视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社会赋予大众媒介的权利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媒介权利早在200多年前的西方世界就已经被提及，比如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托马斯#8226;杰斐逊就曾慷慨激昂地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如果由我来决定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一个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历来重视媒介的作用，因此，媒介权利被视为与司法、行政、立法三大权利同等重要的“第四权力”。 　　郑州大学新闻与舆论研究所的项德生教授将媒介权利定义为：“媒介权力就是媒介的职业功能对社会生活所具有的支配力量。”[3]那么媒介是如何通过职业功能对社会发挥着支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