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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艺术品质的再提升 　　[摘要] 对“红色经典”进行重新诠释，是当前乃至将来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但如何诠释，却众说纷纭。新版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探讨它的成功，将有助于在改编中提升“红色经典”的艺术品质。 　　[关键词] 红色经典；《夜幕下的哈尔滨》；诠释 　　 　　“红色经典”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些文艺作品，虽然在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提升全民族的素质，培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发挥过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但是终因诞生在“左”倾文艺思潮盛行的时代，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突出政治忽视生活、突出党性忽视人性、突出理念忽视艺术的严重缺陷。如何在新形势下继承并发扬“红色经典”的艺术功能，在重新诠释中提升“红色经典”的艺术品质，新版电视连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作了可贵的探索。在戏说、恶搞、曲解“红色经典”成风的今天，它没有走庸俗化、妖魔化的改编之路，而是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进一步凝炼和升华作品的思想意义，让原著焕发出了新的艺术光彩。新版《夜幕下的哈尔滨》的成功改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赋予人物或故事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既尊重原著，又不惟原著；二是合理地融入一些时代精神和艺术元素。与时俱进，加强作品的欣赏趣味。 　　关于如何改编“红色经典”，当代著名的影视美学家仲呈祥先生曾说：改编经典名著，首先要在“忠实”上狠下功夫。要遵循对原著的精神指向、文化意蕴和人物形象体系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不能改掉其精神实质。在此基础上，改编者可以依据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对作品进行补充性的理解和阐释，赋予作品新的故事内涵。惟有如此，才能更好地继承这笔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铸造时代精神。我认为，新版《夜幕下的哈尔滨》就比较好地遵循并实践了这一改编原则，紧紧围绕原著的思想主题，在不改变其精神实质的前提下，要么增删故事情节。要么增删人物形象，要么改变人物关系，对小说进行了有破有立的成功改编。使得民族精神得到了形象的重塑。 　　人物是作品的灵魂。对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进行重新改写和加工，是新版《夜幕下的哈尔滨》提炼和升华主题最有效、最成功的手段。这表现在对多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对省委秘书长李汉超形象的塑造上。在小说中，李汉超只是共产党地下工作的领导者，虽然成熟稳重，但性格并不鲜明，充其量只是一个扁平的人物形象。但是在新版的电视剧中，经过编导们的成功改编，李汉超已经成为一个立体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圆形人物形象了，不仅能文能武，而且大智大勇，尤其是在他身上，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和普通人的血肉之情和谐地融为一体，展露出了非凡的人格魅力。他不仅是一个深情的丈夫和慈祥的父亲，还是一个能说会道的民间说书艺人；不仅是一个宽厚的长者、严肃的领导，还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地下工作者。在人民利益和个人生死荣辱面前。他更是将“共产党员”这一光荣称号进行了有力地阐释。当他在“五一”大示威后，以个人之躯换回那些死难烈士的遗体时，共产党人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一心为人民利益着想的伟大品质，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应该说，新版电视剧中的李汉超的形象远远地超出了原著中的李汉超的形象。被赋予了更多更鲜明的内涵，更形象更深刻地诠释了小说的主题。其次是表现在对卢运启形象的塑造上。在小说中，卢运启只是一个有正义感有爱国心的退隐官僚形象，虽然在王一民的教育启发下。他埋藏在心底的爱国热情最终被激发了出来，但是总感觉他的变化缺少性格或命运方面的必然逻辑，缺少说服力和典型意义。而在新版电视剧中，卢运启被改编成了一个身处日满政府统治下处境艰难的民族实业家的形象。一个想以实业报国的民族实业家，因为日满政府的不断压榨、排挤甚至拉拢而报国无门，其走投无路的悲哀，无疑具有了强烈的社会政治意义。如此一来，他和玉旨雄一之间的矛盾，和葛明礼之间的纠葛。就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葛了，而是带有了民族矛盾或国家矛盾的深刻含义。他的个人命运悲剧，实际上是国家、民族悲剧的象征。还有就是对日寇玉旨雄一和小原特务长的塑造。玉旨雄一在小说中，毫无人性，也毫无艺术性，只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但在新版电视剧中，他被塑造成了一个表面上彬彬有礼、但内心里又极度武断极度残忍的侵略者形象。较好地复活了历史的本来面貌，增加了人物的认识价值。据说，新版电视剧的编导们在创作这一形象时，走访了大量老人，翻阅了众多的历史资料，发现日本侵略者最初占领哈尔滨时。的确是相当伪善的，只是到了后来，随着战事的不断紧张，他们才逐渐脱去了伪善的外衣，露出了凶残的本相。玉旨雄一就是一个极其伪善的侵略者，在谦恭有礼的表面下，掩藏着他既主张军事侵略又主张经济侵略、文化征服的巨大野心。他对侄子玉旨一郎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其说是血脉之亲，不如说是对玉旨一郎的利用。在军国主义利益面前，玉旨雄一是不讲任何情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