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分析.docVIP

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 ——以施秉县综合治理工作为例 （施秉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李佩华） 施秉县地处贵州省东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东北部，全县总面积1544平方公里，辖4乡4镇60个行政村10个社区，县境内居住汉、苗、侗、布依等19个民族，总人口近17万，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55%左右，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杂居的西部小县。县政府按上级人口管理部门要求，从2006年开始抓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治理工作，采取了相应的工作措施，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全县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所下降，但偏高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从人口计生PIS数据反映，2007年来我县出生人口性别比均超过119。一个人口不足20万的小县，出生人口性别比偶尔偏高是正常的，但历年严重偏高，说明客观上存在选择性别生育行为。现结合我县实际，具体分析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农村经济落后和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双重因素影响。我县属高原山区地貌，农村经济欠发达，对男性劳动力有现实和客观的需要；农民受教育程度较低，“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思想还普遍存在，且根深蒂固。虽然国家和政府针对计划生育女儿户出台了一系列奖励扶助政策和养老保障机制，但出于财力有限，目前发到对象手中的资金非常有限，尚不能给计划生育女儿户足够的“安全感”。另外，国家还陆续出台了一些普惠政策，例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农村“低保”等政策，这些政策并没有向计划生育女儿户倾斜，无形中淡化了计划生育女儿户奖扶政策在群众心中的份量，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家庭抚养子女的成本，使得多生孩子负担更轻、顾虑更小。 一些政策因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生育政策在严格控制生育孩子数量方面的影响。我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生育两个或三个孩子，且控制生育的行政执行力度较强。对生育孩子数量上的严格限制，破坏了人们一惯依靠生育孩子数量来实现选择孩子性别的方式。而超声技术鉴定胎儿性别的功能和引产技术的发达，且风险和成本较低，致使有强烈性别偏好的人会选择性别生育。二是政策外怀孕要求采取补救措施的影响。《贵州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不符合条例规定怀孕的，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由于意外怀孕或躲生等原因，客观上存在大量政策外怀孕现象；而冒被征收社会抚养费风险选择政策外生育的人群，大都有生育男孩的强烈意愿，加上B超鉴定胎儿性别的便利性和隐蔽性的推波助澜，这时，在成本效益的作用下致使很多人会施行胎儿性别鉴定进而选择性别生育。施行终止妊娠手术必须经过县级以上人口计生部门审批的制度只能控制政策内怀孕选择性别生育行为发生，而对于政策外怀孕选择性别生育行为的控制却毫无作用，因为凡政策外怀孕一律要求采取补救措施，这样，就给政策外怀孕且鉴定过胎儿性别实施选择性别引产的人提供了便利，他们拿着审批证明不但可以顺利地到医疗机构作引产术，还要政府给他们埋单。 流动人口管理难。流动人口的管理是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流动人口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工作更是难上加难。由于流动人口的管理并没有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格局，加上对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考核尺度较大，致使部分地区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相对“宽松”。我县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其中就有大量流出躲生的夫妇。这些在外躲生的夫妇，大都是抱着不生一男孩誓不回家的念头，加上流入地政府管理上的不到位，会造成以下两种情况的发生：一是选择自然生育，生育女孩后隐瞒不报，继续生，直到生得一男孩后才回来，造成中间生育的女孩在当年度漏报。二是会在流入地选择性别生育。个别医务人员为牟取不正当利益，钻流动人口管理较松的空子，为流动人口大开性别鉴定之门，造成选择性别生育行为的发生。 综合治理部门有“共识”而无“共为”。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工作强调“综合治理”，2009年，省人口计生委、省公安厅、省卫生厅联合行文指出“各级人口计生、卫生、公安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密切配合，齐抓共管，进一步建立健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长效工作机制。”文件还对各部门打击“两非”行为的职责范围进行了划分。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卫生、公安等部门并没有将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纳入常规性工作，也没有将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纳入考核，只是被动的参与人口计生部门组织的打击“两非”专项整治行动或查办由人口计生部门移送的“两非”案件，对这项工作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综合治理的主要表现形式只是大大小小的会议和各式各样文件，实际上只有人口计生部门在“单打独斗”，综合治理只是口号而已。 基层管理不到位。实施孕情监测是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工作的有效措施，做好这项工作一方面有助于掌握孕妇底数、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及时了解孕产妇生育信息、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