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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执法公信力几点思索 　　执法公信力问题，人民群众非常关注，中央高层更十分关注，今年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检察长会议都把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作为执法司法机关建设的重要任务。因为它关系到执法司法的信用问题，更关系到公众对执法司法的信任问题，进而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政权的巩固，经济社会的发展，法治建设的进程。所以，它是我们检察机关当前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须面对和高度重视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问题。 一、关于执法公信力的定义与内涵 公信力，就是公众对某一社会公共组织行为的信任程度。公信力不是执法司法机关的专利，只要是社会公共组织都有一个公信力问题。执法公信力，就是社会公众对执法机关的主观评价和心理反映，体现的是社会公众对执法机关的执法工作的信任、尊重和认同程度。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执法司法机关对社会的信用；二是公众对执法司法机关的信任。用有的学者的话说就是“信用加信任等于公信力”。它既是对整个司法系统的信任，也可以是个别司法行为反映群众对执法的满意度，体现了执法机关工作的公正水平、权威度和影响力。执法公信力，反映在执法机关办案和执法活动的实体、程序、以及办案人员素养和作风上。信用与信任，二者是互动的关系，一般来说，信用度高，信任度也高，反之，信用度低，信任度也低，信用度太差，也就丧失了公众的信任。这里，执法机关执法人员的执法信用是基石，是核心，是灵魂，它是产生司法行为服务对象公众信任的基础。 有没有监所检察公信力之说？笔者以为，执法司法公信力一般是针对是执法司法系统来说的，但是，系统是由每个子系统组成的。监所检察部门就是检察机关的子系统，它与反贪、公诉、侦查监督、民行检察等共同构成了检察机关的公信力。执法公信力，依据要素来分，可以是执法司法制度、执法主体、执行行为构成。依据部门法来分，可以划分刑事执法公信力、民事执法公信力、行政执法公信力。依据司法机关职能来分，可以有检察机关公信力、审判机关公信力、公安机关公信力等。依据区域来分，可能有A地区的执法公信力，B地区的执法公信力，C地区执法公信力等，它们之间有好或差之说。所谓监所检察公信力，就是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检察监督过程中，履行职责的信用度和人民群众对监所检察的信任度，是公众对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执法监督过程和执法监督结果的信任与评价，包含监所检察的认知度、信誉度、权威度、影响力。 今天在法治已经成为国家政治和社会建设共同目标的大背景下，执法司法信用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整个社会信用的保障，如果这个保障信用也失去了，那社会信用体系就会面临崩溃，整个社会就有可能陷入混乱。所以，建设和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我们每一个检察干警都要从自身的实践中强化担当，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树立执法公信力“与我有关”的意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规范执法行为做起，从改进执法作风做起，思想上重视，理论上弄清，实践中自觉地践行。 二、关于执法司法是否遇到了信任危机 应当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的司法系统整体是健康的，运转是有效的，无论是在惩治犯罪、保护公民与法人的合法权益，还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改革与发展，都发挥了应有的功能和作用，正是这一司法实践与客观结果，也证明了司法队伍主流是积极的、健康的、清正的。但是为什么近些年公众对执法司法公信力的评价并不乐观，执法司法公信力受到了质疑，甚至在有些地方是毁誉不断，骂声一片？笔者以为，影响公信力的负面因素有历史的因素、体制的因素、舆论导向的因素等等，但现实中的一系列现象确实在拷问着我们司法执法的公信力，使我们的执法司法公信力面临着严峻的问题： 一是冤、假、错案的接连发生对执法公信力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近些年不断发生的佘祥林案件、赵作海案件、张高平叔侄案件等，都是震撼人们神经的严重冤错案件。佘祥林是坐冤狱11年后，原认定被其“杀害”了的妻子活着回来了才得以昭雪。赵作海同样是在坐了11年冤狱后，原判决被他“杀害”了的“死者”赵振晌出现了，冤案才大白于天下。仔细分析这些冤假错案的共同特点，一是刑讯逼供；二是有关机关的“过度”协调；三是检法机关放弃了自己独立的职责。这些冤错案件更多的是从一个侧面敲打着我们执法司法体制机制的公信力，暴露了我们司法体制机制潜在的弊端。 二是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徇私枉法的行为败坏了执法公信力。比如，湖南郴州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陈某、徐某案，浙江丽水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原副处长蓝某案等等，都是在执法活动中，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以案谋私，以案谋钱，徇私枉法。这些案件更多的是暴露了执法主体道德素质的缺陷，敲打的是执法主体职业道德素质的公信力。 三是一些执法人员霸道耍横、冷硬横推、粗暴执法的作风，或者懈怠、玩忽职守，破坏了执法公信力。也从一个侧面前敲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