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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诗学历史性论复译必要性［摘要］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体现了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的影响和传承。同样，一部译作在语言文化、作品风格以及思想内涵上也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本文以《简 ［关键词］西方诗学 梅肖尼克 历史性 复译 文学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1－0026－02 文学翻译中的“历史性”由两部分组成，原文本的历史性和译本的历史性。原文本是时代的产物，而译本同样也在语言文化、作品风格以及思想内涵上体现了时代的特征。近年来人们对译本历史性的研究逐渐重视，特别是从阐释学的角度来分析作品的历史性。而诗学角度下的历史原则却一直没受到重视。 本文以《简 一、西方诗学 诗学是一个颇为古老的概念了。谈及诗学，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原则阐述了他本人的美学思想。“诗学”这个名称就大致这样延续下来。在文学理论上，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影响了日后整个欧洲的文学乃至文艺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艺术是对客观自然和生活的“摹仿”，当然，这种“摹仿”绝非自然和生活的“翻版”，而是“通过人的创造，对事物规律性的一种掌握”。同时他还认为“创作的实践和伦理的实践不同，伦理的实践目的只在于实践本身，创作实践的目的和价值在于产品。诗创作的目的和价值在诗篇中”。 法国诗人、语言学家、翻译家亨利.梅肖尼克的翻译诗学理论就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痕迹。在谈到翻译和创作的关系时，梅肖尼克继承了这种“通过人的创造，对事物规律性的掌握”的观点，并且给出自己对翻译的解释。翻译绝对一种“复制品”，它是一种创作，是一种和实践密切相关联的创作，它“不是一种实用的语言学”。 《当代法国翻译理论》一书在第五章“翻译诗学理论”中介绍了《诗学――创作认识论和翻译诗学》。这部著作是梅肖尼克于1973年出版的，书中对翻译诗学的探讨只占全书的三分之一。1999年随着梅肖尼克的另一部著作《翻译诗学》的出版，他的翻译诗学观已较为成熟。 《翻译诗学》继承了《诗学――创作认识论和翻译诗学》中的思想，继续强调了翻译的“历史性”“创作性”，批判了形式、内容二元对立的思想。 二、诗学角度下翻译的历史性 （一）文学翻译历史性的衍生 梅肖尼克提出，作为原先意义上的那种“引进性的翻译”或是“非创作型的翻译”是要受到一个时代可能性的局限的。一个时代所集萃的观念的总和就是时代可能性，而它具体体现于译作读者的理解力上。 所谓“非创作型的翻译”无疑是一个时代观念的结果，最后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社会所淘汰。相反，作为文学创作的译作，它的价值将与一部著作相媲美。其次，在译入语文学中，翻译的重要性同样作用于翻译的可能性，因此一部作品的可译性是由“文化――语言――时间”三维共同决定的。从欧洲翻译的发展看来，它经历了一个“从字词到句群再到文章整体”的过程，经历了一个“理论上的逐字翻译到文化改写再到博学意义上的精确”的过程。这种境况就恰好说明了翻译技巧要远比语言知识的掌握来得重要。所以，伟大的翻译家往往同时自身就是优秀的作家。在西方，比夏尔#8226;皮埃尔#8226;波德莱尔英文厉害的大有人在，却无人能企及他所翻译的爱伦#8226;坡的作品。在中国，张爱玲的自译，更是文学作品的再创作。 （二）文学翻译的历史性及体现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对《简#8226;爱》的翻译自1935年以来已有四十多个版本。本文摘取了《简#8226;爱》的两个译本，分别是李霁野在1933年7月完成的译本（简称李译本）以及黄源深在1994年由译林出版社发行的译本（简称黄译本）。本文通过对不同译本的剖析，以文化内涵以及时代特点为切入点，试图在西方诗学的理论结构下说明文学翻译的“历史性”。 翻译家李霁野1933年译完此书，投稿于中华书局，被拒绝出版。直到1935年，在郑振铎主持的《世界文库》上发表，第二年出版发行于上海生活书店。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文化思想上激烈的变革时期，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继爆发。民主平等的新思想受到广泛的传播。李霁野作为文学革命、文化运动兴起的翻译家之一，积极投身新思想的传播与发展，将自身的翻译实践与国家社会的改革紧密联系起来。在序中，他将简#8226;爱定义为“反叛的、要求解放的近代女性”。从李霁野的译作中，人们也就不难发现当时那个时代鲜明的政治观点，从语言上看，较其他译本阶级斗争色彩更加突出。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发行了《简#8226;爱》全译版本十余本。其中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的黄源深译本算得上是颇受欢迎以及权威认可的，它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英文本译出，1997和1999年分别再版。当下的中国无论是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