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公平看中国教育券实践.docVIP

从教育公平看中国教育券实践摘 要：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教育券中包涵了教育公平的两个方面：市场公平和社会公平，并体现在教育券的三个模型中。中国从2001年开始在职业教育范围内实践以社会公平为主要取向的教育券制度。教育券对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引发了笔者关于引资、法律、监督和市场公平的思考。 关键词：教育公平；中国；教育券；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8-0112-03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子系统，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教育券中包涵了教育公平的作用。我国首先在职业教育中大胆尝试以社会公平为主的教育券制度，并在实践过程中产生新的特点和功能。本文将从教育公平角度分析中国的教育券实践给职业教育带来的影响。 一、教育公平及其在教育券中的表现 （一）教育公平 在倡导和谐发展的今天，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而受到广泛关注。教育公平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受政治体制、经济水平、社会阶层、人口发展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和制约，所以既不能将它限制于教育学范畴，也不能将之限于经济学范畴。 教育券的倡导者之一——詹姆斯·科尔曼在其发表的著名报告《教育机会均等的概念》中提出了教育平等的四条标准：进入教育系统的机会均等；参与教育的机会均等；教育结果均等；教育对生活前景机会的影响均等。笔者认为，教育结果和教育对生活前景受天赋、后天努力程度、个人选择、环境等多方因素影响，因此应当允许教育结果不均等和教育对生活前景机会的影响不均等。教育公平的实质应是教育机会公平，是公民能够自由平等的分享当时当地公共教育资源。 （二）教育公平在教育券中的体现 教育券，又称学券或教育凭证，是由美国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其1955年发表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首次提出。教育券制度的设想是把教育经费折算成相应数额的有价证券，将这些有价证券直接发放给学生或家长；学生不再受学区限制而可以自由择校，并可用教育券抵扣部分学费，学校将收集的教育券向政府兑换，获得教育经费。 教育券包涵了教育的市场公平与社会公平两个价值取向，这在教育券的三种模型中各有体现。第一种模型是弗里德曼提出的“市场模型”，又称“非排富性”模型。弗里德曼希望通过向每一位学生或家长发放等额的教育券并取消学区的限制，给予受教育者充分的选择权，打破公立学校的“霸主”地位，为私立学校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提高教育的效率。该模型的内在核心机制是通过选择和竞争实现教育优质高效，其关注的几乎完全是市场公平和效率。第二个模型是皮科尔与怀斯曼的“与收入联系的市场模型”， 该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将教育券面值与所得税相联系，为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发放更高面值的教育券。这个模型意识到教育公平的意义，试图做到兼顾效率和公平，但还是更倾向于效率。第三个模式是美国社会学家詹克斯提出的“补偿性市场模型”，又称为“排富性”模型。 詹克斯认为，教育券应该更偏向于资助那些相当贫困的家长家庭和更加偏向于支援那些低绩效的公立学校。该模型强调教育的社会公平作用和教育经费合理配置，侧重于教育券资助对象的选择与分配的实现。 二、教育券在中国的实践 教育券的最初目的是提高教育效率，但是从目前国外的实践情况来看，普遍采用接近或类似于詹克斯的“补偿性市场模型”教育券。我国实行的也是一种侧重于社会公平的教育券，但本质上已不同于上述所说的教育券模式。 自2001年浙江省长兴县成为我国第一个实施教育券计划的地区以来，已有四川、成都、安徽等省市发放了教育券，从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发放教育券的目的是保证学生受教育权利的公平性。教育券的受益者一般是贫困生，教育券用以抵扣他们的学费，很多生活困难的学生因此解决了学费问题而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其次，教育券的实施范围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与其他国家将教育券作用于基础教育阶段有所不同，我国主要在发展较为缓慢的职业教育范围内实施教育券计划。第三，从获得教育券的过程来看，弗里德曼的教育券是先将教育券发放到学生和家长手中，学生和家长再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的学校就读，这是一种先发后选的过程。中国的教育券是先选后发，即只有选先择就读职业学校，学生才能得到教育券。 教育券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功能——政府导向作用。当教育券适用于所有学校的时候，政府未在升学途径和学校选择的问题上作出明示或暗示。但是，当教育券只能用于某种层次的学校或少数几所学校时，教育券便暗涵了政府对教育选择的导向性作用。新闻报道和实地调研数据均表明，实施中等职业教育的教育券后，各地的中等职业教育在就读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