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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民粹主义演变探究摘要 乡村文学压倒城市文学，大众文学压倒精英文学，工农大众压倒知识分子，是现当代中国文艺思潮的重要特点，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正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民粹主义演变进行研究。 关键词　二十世纪　中国民粹主义　演变 俄国民粹主义的产生和两个历史条件相关，一是俄国十九世纪中叶经济落后，农民小生产者占绝对优势，二是西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进入俄国并日益发展壮大。这和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历史条件非常相似，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外来的新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发展，但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农业小生产方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中俄两国都是落后的农业大国，为数不多的沿海工商业城市犹如星星点点的岛屿，散落在海洋般浩瀚的广袤内陆农村中并为后者所淹没，所有这些为俄国民粹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丰沃的现实土壤。 民粹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推崇俄国的传统农村的村社制度，试图让俄国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因此他们在城乡之间有着明显的对立和褒贬倾向，他们美化俄国的农村公社和农民的生活，对城市里的资本主义则深恶痛绝，视为和美好的农村相对立的罪恶的渊薮。他们的基本口号是「到民间去」。 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深刻和持久的影响。李大钊是著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和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界先驱中有着鲜明的代表性，《青年与农村》是李大钊民粹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堪称现代中国知识界的民粹主义宣言，文中写道：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刻不容缓的。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社会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生活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 延安和解放区文学中描绘了清新、健康、有力的农村生活图画，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和阮章竞的《漳河水》是那样的令人鼓舞。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施蛰存、穆时英、刘纳鸥和张爱玲等二十世纪30、40年代的上海代表作家的小说中，上海往往是和黑夜、舞女、咖啡、酒吧、霓虹灯等意象纠缠在一起，是一幅扭曲和不健康的画像。上海作为中国现代最发达的国际大都市，无疑是中国现代都市文化的典型代表，日寇占领上海前，上海的繁华程度远远超过东京、香港或新加坡，居东亚第一，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已经和世界上最先进的都市同步了。它代表了中国现代新型的都市文化传统。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艺术领域的许多重要活动发生在这里，正是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率先把马克思主义这种来自西方的伟大思想引入中国，梁启超、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人在这里进行过许多思想文化的传播和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但是耐人寻味的事，在现代中国意识形态化了的思想文化视域内，上海并不是先进文明的象征，而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殖民城市颓废、腐败生活的代表。 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影响，中国人作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历史抉择。由于俄国民粹主义和俄国共产主义的内在关联性，而中国人接受的恰恰是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使得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广泛地传播开来，并发展为带有强烈中国色彩的新民粹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似乎没有注意到共产主义学说与民粹主义思想之间的差异，民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杂糅构成了一种新民粹主义，也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使得「知识分子与人民」这一纯然的俄罗斯命题，在现代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共鸣和回响。 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家钱杏村大力崇尚反抗的、战斗的、「力的文艺」，贬抑轻盈、柔美的抒情文学，有意倡导一种粗暴、狂躁，乃至于粗糙的一种美学作风。因为在他看来，力的文艺乃是一种与优雅、精致、柔美、含蕴的美学风格相对立的别一种艺术姿态──粗暴、狂躁、奔放，乃至于粗俗、鲁莽的艺术姿态。钱杏村认为蒋光慈的作品就是这样，看似粗俗、浅薄、鲁莽，句子不同，诗歌是标语口号，实际上是极热烈极奔放的风格。但是经过中国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包括左联的不懈努力，大众化效果始终不佳，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案究竟在哪儿呢？在俄国民粹主义的启示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转向自身寻找答案。 中国文艺的大众化问题，由此便从外在的艺术形式的层面进入了更为内在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层面。只要知识分子还坐在大都市的亭子间写作，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大众化，作家们应当像俄国民粹派一样，走向民间，深入乡村，这才是文学大众化的根本途径。文艺的形式乃是枝节问题，是末；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意识的大众化才是本。这也是民粹派的大众（平民）崇拜意识所必然得出的逻辑结论，这在中共领导的左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