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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加坡普通人居住史这天中午，42岁的新加坡人许振国只用了十多分钟，就从他工作的心理咨询室回到了家里，他已经与《新商务周刊》记者约好，聊一聊他住过的组屋。 虽然有些遥远，但许振国还能想起他住过的第一套古老的一房式组屋，那里是他出生的地方。组屋是新加坡当地对组合房屋的简称，由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承担建筑，因为土地资源稀缺，新加坡的“商品房”房价都极高，所以大部分人都住在政府提供的组屋里。 一次大规模的解决方案 许家的这套一房式“祖屋”位于新加坡河北岸的美芝路上。1966年，许振国的父母带上大儿子，即许振国的哥哥，从美芝路的东头搬到了西头。许振国的大伯带着全家六口也搬到了隔壁。 这是一次集体搬迁。 上世纪50年代以前，大部分新加坡居民住在陋屋区，环境极其恶劣，还曾被英国房屋委员会称为“世界上最糟糕的贫民窟，文明社会的耻辱”。为此，英国殖民政府在新加坡建造了23000个住房单位，但只能为当时8.8%的人解决住房问题。 到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权，失业和住房短缺是当时两个最大的社会矛盾。在这种背景下，新加坡政府优先进行住房建设，制定了《住房发展法》，并且在1960年成立了建屋发展局。1964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一句“我们的新社会，居者有其屋是关键”，揭开了新加坡大规模兴建组屋的序幕。 最初，建屋发展局建造的房子主要是廉租房，租给部分贫困人口和搬迁户。对于搬迁户来说，征用土地是政府的一项强制性措施。被征用土地只有国家有权调整价格，价格规定后，任何人不得随意抬价，也不受市场影响。这项政策为新加坡之后的组屋提供了充足的土地供应。 许振国记得，奶奶还曾是个“钉子户”。邻居们都搬到了廉租房，奶奶一个人在旧宅里耗着，不愿离开。最后政府停水、停电，没有办法，她只能跟着儿子搬到了廉租房。 就在那一年，新加坡居住公共住房的人口比例达到了23%。 组屋也是“祖屋” 搬进一房式后的第三年，许振国出生了。 小时候的许振国，对于这套房子的唯一印象就是很小，很挤。在许振国之后，父母又给他添了一个小妹妹，家里人口从最初的三人增加到了五人。 一房式，其实就是单身公寓。“打开房门什么都能看到，客厅、厨房、还有睡觉的地方，没有任何隔断。”许振国现在想想，一房式最多也就40平米。虽然房子挤，但是租金还在全家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父亲是位渔夫，因为孩子们小，母亲就做起了家庭主妇。每个月的房租是10新元，而全家每一顿饭的花销是0.5新元。日子过得很拮据。 1968年，政府建造的公共住房逐渐转变为以出售代替出租，允许居民利用公积金购买政府组屋。组屋价格比私有住宅便宜，还可以得到政府公积金贷款。 在之后的十几年，许振国的很多邻居都从廉租房搬进了更大的组屋。这一时期，正是新加坡的组屋建设最多、最快，组屋分配、申请等管理规则不断完善的阶段。组屋根据面积大小分，为“一房”至“五房”等不同房型。这里的“房”指的是房间数量。最大的“五房式”套内面积在100平米至120平米。 虽然是公共住房，组屋的设计精良，一般为明厨明卫，由于政府有较多储备地，市区以及一些私宅集中的地段都有大量的组屋供应。与私人住宅相比，组屋的最大区别在于其开放性，没有围墙，也没有专门服务于小区的物业管理处。另一个特点是组屋一层大多是作为开放空间，只有廊柱和承重墙，由此方便居民活动，同时也避免底层组屋不安全和房屋潮湿。 在公共配套方面，新加坡几乎每个社区都有小贩中心、餐厅和停车场，将流动摊贩集中在有顶盖的公共设施中，方便市政管理和保持卫生。 到1980年，新加坡已经建成近14万套组屋，全国67%的居民都住进了组屋，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政策。 直到17岁时，许家才离开了那间小小的一房式组屋。这时候，他们已经在美芝路住了20年。 房屋升级曲 1985年，和大多数新加坡组屋居民一样，许振国全家选择了一套四房式组屋，这是他们购买的第一套个人住宅。 这套四房式，是三室两厅两卫，没有书房，套内面积在90至100平方米。政府出售的价格是四万四千新币（折合人民币约22万）。 按照政府规定，购买组屋头期只需要付全套房价的一成，也就是4400新元，其余的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分30年分期付款。公积金贷款利息低，许振国全家每月只需要还100多新元。对于全家收入达到1000多新元的他们来说，这笔钱不算多。 在新加坡，不是所有人都能申请到组屋，申请条件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以保证分配合理、公开、透明。组屋申请条件主要有四个： 公民权，它规定申请者必须是新加坡公民，而共同申请的其他成员为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 没有房产，拥有私有房产的居民不能申请组屋，甚至那些放弃其私有房产的申请者也必须在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