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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内心力量化解无奈现实3月初的《南方人物周刊》对“80后”生存现状作了一个专题进行探讨。其中《80后一代人的怕和爱》一文公布了下面这些调查数据: 武汉大学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住房、婚恋、竞争压力、人际关系、父母赡养、个人亚健康状况、保险保障等,构成了“80后”青年普遍面临的现实枷锁……残酷的生态直接对应危险的表征。《中国青年报》针对“青年”问题的样本分析表明:14%的受访者出现抑郁症状,17%出现焦虑症状,12%存在敌对情绪。 2005年,北京联合大学的程小龙向北京联大、对外经贸、北京中医大和北京化工大的“80后”学生发放了200份调查问卷,结果显示,近1/3被访者承认 “产生过自杀念头”。在大城市的“80后”白领,因压力考虑过自杀的,北京占到12%,上海23%,深圳10%,广州8%。《中国日报》认为,自杀已成为这一人群死亡的首要原因,而上海的一份医学研究报告则称,“处于亚健康状态的80后白领占到白领总人数的70%”。 这是一组非常堪忧的调查数据,它说明,城市“80后”一代的生存困境已然成为当下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如何化解这一危机?除了政府的宏观调控、深化改革、政策调整之外,如何坚强、乐观、负责地走过自己的一生,或许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可以为此提供必要的帮助。 所谓“80后”一代,是对1980-1989年出生的人的通称。时势造人,人们习惯用10年为界,将人分成具有不同时代特色的群体。虽然这一划分稍嫌笼统,但一代人又毕竟有着相近的文化背景,也必然会塑造出他们文化心理上的一些共性。中国的“80后”,特别是中国大中城市中的“80后”,诞生于中国的市场改革之后,没有经历过战乱流离,没体验过思想改造,淡化了政治上的崇高或伪崇高教育,没有感受过食不果腹的艰辛,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时,电视已经普及,现代化城市建设已初具规模,商业活动正在走向繁荣。 出生赶上了和平年代,本该是幸福的,为什么反而又会在他们身上反映出如此严重的问题?从“80后”的生长环境来着眼分析,中国的“80后”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他们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就是曾经舆论中热议的“小皇帝”、“小太阳”,他们是前辈饱经苦痛挣扎后得到的甜蜜果实,因此他们被悉心呵护,被过度期待。不过,“80后”的童年也存在着很多不和谐音。比较普遍的,父母是双职工,繁忙而努力拼搏生活的父母常因压力大而爆发“战争”,“80后”的孩子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是单亲哺养;再比如学习压力大,学校环境也不如以往单纯;再比如缺少立身教育,有关于人生的意义、操守的内涵、信仰的价值、传统的重要性,有关于这些用以丰富一个人的心灵的内容的教育几乎可视为零,“80后”的少年们都是带着他们的迷茫在金庸小说、日本卡通中自己去苦苦寻找这类问题的答案。 童年和少年是一个人性格养成的关键期,拥有诸上童年背景的“80后”,对于成功及独立的认识也有失偏颇。在他们中的很多人看来,有房有车似乎成为评判一个人是否独立成功的标准。对自己是否有清醒的了解与定位,对未来是否有明确规划,对大千世界是否仍抱有开放的心态,这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独立的有效标准。 但人们仍旧惯于从眼前一个人的成功与否来判定他的价值,这虽不无道理,但却也未免短视。“80后”小说家郭敬明的价值观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代表。在不久前《南都周刊》对郭敬明的访谈中,他很坦然地表白自己的价值观:“我是用一种很残酷的方式去呈现一种竞争状态。我的很多读者都是学生,我希望告诉他们不要老是抱怨这个社会有多不公平,或者公司对我有多坏。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你要么认可它要么就完全不认可它。你既然选择了进入社会去工作,要买房想买车,那就应该去付出,我希望告诉他们这样一个看上去挺残酷,但却是很公平的交换道理。” 能说出这番话的郭敬明是诚实的也是勇敢的,他说出的,可能也正是当今在职场上奋斗的“80后”们的心里话,只不过郭敬明已经成功,因此这话显得很有底气,那些没成功的说出来则会更悲壮些罢了。但是从心理学角度上看,这样的价值观却代表了一种不独立的依附型人格。人活着就会不断寻求,有的求权,有的求名,有的求财,这些追求没有什么错,但有一点我们应该明白,归根结底我们求的,其实是内心的满足、安全与宁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茵里希,最能说明这个道理。这是关于一名MBA和一个渔夫的故事: 某天下午,一名正在海边旅游的MBA发现一个渔夫坐在沙滩上晒太阳打盹,MBA奇怪他为什么不去打鱼?渔夫说,这些鱼已经足够我一家人生活所需啦!MBA摇摇头,他决定用自己所学帮助这个穷渔夫:你应该每天多花一些时间去捕鱼,卖鱼的钱可以去买条大一点的船。这样你就可以捕到更多的鱼,然后再去买更多渔船,这样你就可以拥有一个自己的渔船队。到时候你就不必把鱼卖给鱼贩子,而是直接卖给加工厂。然后你可以自己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