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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了之沪杭接收清查案民怨鼎沸沪杭清查揭幕 1945年8月9日深夜，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喜讯从无线电广播传出，大上海立即沸腾了!日军的缴械，战犯和汉奸的逮捕审判，还有遭日伪劫夺的巨大财富的接收和发还……，可以讲，全上海人望眼欲穿的这一天总算盼到了。当年，重庆国民政府关于还都和受降接收的一道道号令颁发，都像在人们心中燃起了一团团火。然而，不长的几天，那些一批批“劫收大员”的来到，很快就把已有一丝生机的大上海，搅了个乌烟瘴气，昏天黑地。大街小巷传的是：“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票子、金子、房子、车子和女子――五子登科”等民谣，就连大汉奸周佛海都摇头感叹：“封房屋，抢汽车，逼财产，人心大坏。” 的确，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经济城市，日伪虽屡加掠夺，但其巨大的经济潜力仍不可轻视。由此，蒋介石下令：“在中央未有命令之前任何人不得私自接收致干罪戾。”然而国民党主持接收的高官们的昏庸腐败，实质上使它已成一纸空文。先到上海的是军方的淞沪警备司令长官汤恩伯，他下了“非军品一律移交，使用统一封条，数据如实填报，不准私相授受”等8条密令。后来的是上海特别市长钱大钧，他主持的市党政接收委员会到后又搞了一套规定，这便导致了军、政两方面的抢夺争斗。如西川棉绸厂，本是上海一民营纺织厂，被日商劫夺。汤恩伯的第121师强占后，公然盗卖侵吞存货物品。钱大钧派人去交涉，该师不买账。因蒋曾命令“该地行政首长，应受当地我军最高指挥官节制”。而钱大钧所持的行政院令又是“中央各部、会、署派往上海市办理的接收人员，均应受该市市长之指导”。苦恼的是上海市党政接收会寿命仅一个多月，行政院长宋子文又下令，中央设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下设上海区敌伪产业处理局，主持上海的财产接收和业务管理。宋的这一新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捷足先登的汤恩伯、钱大钧的不满。如当时接收的上海2000余幢大楼中，市府占了300幢，市属局、会、区占了600幢，只剩下不到500幢交中央。连中央银行都向宋诉苦：“在上海连办公室、营业场所都找不着。”他这次派往上海任敌产局长的亲信，就是银行出身的中央信托局长刘攻芸。命令一宣布，上海一片议论，指责这是中央、地方、军队三方利益再分配的“接收再接收”。 如此反反复复的接收处理，不仅给上海经济生活及全体人民带来一场灾难，也引发了种种腐败丑恶现象。在上海人民和舆论一再呼吁“肃贪”的形势下，蒋介石也下令抓捕了姜公美等贪赃枉法分子，而呼声仍“民怨沸天”。1946年7月，在国民党中监委、监察院和参政会的案头，检举案和密告函已是堆积如山，蒋介石被迫批令：“彻查。”这样，以三机构合组的“沪杭接收清查团”便派到上海，拉开了为期50天的沪杭接收清查工作。 “动真自查”一时风平浪静 这次沪杭两地联合组织接收清查团，起因为当时负责杭州接收的是属上海区敌产局的驻浙江办事处。出任接收清查团团长的是张知本。他在当年可算颇有影响的人物，被称为“政、法”两界元老。1905年，他在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中任军政府司法部长。后当过上海、北京两地的政法类大学校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历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中央民运委主任、司法院秘书长、行政法院院长等高官。7月8日，他率团离宁南下前，蒋介石又召见他和有关人员，当面训示：“清查须详细切实……，以利社会国家。” 然而，张知本一行抵达上海后，社会上却一无动静。于一周后的7月11月4日，倒先是清查对象的苏浙皖区敌产局长刘攻芸“自我开炮”，举行了“自查”记者会。刘声称区内接收的物资等财产总额约达1万亿元，现大部分物资财产正按规定陆续“拨用”外，尚余一部分也正研究“如何处理标卖”。他说，对确有证据的贪污官员，敌产局绝不姑息。好像真也说到做到，15日、16日连续两天，敌产局宣布两宗贪污案的处理，局本部会计科卢某经查犯有敲诈、盗卖等罪，移交上海地方检察处立案起诉。局驻杭州的浙江办事处科长王某，勾结会计师杨某贪污往来账款数千万元，也移送检察机关惩处。 就在这“动真格自查”的过程中，张知本率沪杭接收清查团在上海亮相了。在记者招待会上，他和团员程中行、范争波等都“有问必答”。张称：“欢迎人民密告但须列举事实。”“对违法渎职决秉公处断。”并表示：“大致情形已调查，当于50天中查清。”据事后透露，这个50天就是蒋介石给他们的工作期限。对民愤鼎沸的“反腐”呼声，张当场还发了一通议论：“目下逻辑似乎是公务员必贪污，这是不正常的社会心理。” 7月20日至30日，沪杭清查团几次公告说已陆续收到市民举报函达80余件，但它要求“须具真实姓名方可深入调查”，调查步骤“将按中央订定办法进行”。30日这一天，它还公告在上海的90余家中央及地方所属的接收单位，于5日内须将接收账册、报表送交该团审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