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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廉政制度建设缺陷及其矫治摘要:当前,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正在全党范围内展开,而执政党要真正落实贯彻好科学发展观,需要从根本上搞好各级党组织廉政建设,这就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去研究我国廉政制度存在的缺陷,找到矫治的根本办法,从源头铲除腐败存在的土壤。 关键词:廉政制度;缺陷;矫治 中图分类号:D2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09)12-0022-02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卖官受贿案(即建国以来最大卖官案),价码不同说法,多的说到买官者人均向马德行贿近30万元,但即使是根据最后定案时确认的,人均也在6万元左右,一个正处级卖了30万元,一个正县长卖10万元,保住一个县副书记15万元,一个市委30万元。许宗衡卖官的价格: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元;大集团正职不低于800万元;一般的局长在500万至600万元之间,诸如此类的案件不胜枚举。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我们把买官看作是一种投资,那么收益呢?可以想象的是在买到官职以后,势必要利用这个官职来获得收益,这里涉及的买官者几乎都可以看作是潜在的腐败者,这就形成了腐败生态系统。腐败生态系统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由于我国廉政制度存在缺陷。根据近年来中纪委全会报告和检察院的报告,我国目前腐败形式可以概括为多种,每种背后都有着深层的制度性原因。 一、我国廉政制度建设存在的缺陷 1、制度设计上的缺失。制度缺少系统思想,制度体系不规范。突出表现在三大制度规范体系即国家法律、党内法规、部门行业规章制度的规划存在“缺位、越位、不到位”问题。国家法律缺位,很多应该由国法规定下来的制度要靠党内法规和部门行业规章制度来“补位”,比如民主集中制,干部廉洁自律等等:党内法规越位,管了很多党纪不需管或不该管的事,比如我国的金融法规体系已经很完善,党员在金融方面的违纪问题不需要再在党纪处分处条例中特别作出规定;部门行业规章制度不到位,不少部门行业制度由其自行起草,缺乏参与和监督,难免带有部门意志和特殊利益色彩。 2、制度制定上的漏洞。既存在无法可依的问题,也存在失之于过宽的问题。 一是许多制度建设存在空白,一些基础性法律存在空白,如广大干部群众呼吁多年的《反腐败法》迟迟未出台;一些腐败现象的制裁和惩处缺乏应有的法律依据,法律手段也存在空白,如收入申报制度没有规定申报各类非劳务所得如接受捐赠等,从未有人因为收入申报而受到惩处。二是在一上些具体问题上廉与非廉界定不清。什么是腐败,什么是不腐败,应该有一个明确界限,这才便于识别腐败。现对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界定大体明确,但对属于行业不正之风的腐败行为、领导干部公款消费、收受礼物行为的界定,招商引资的界限,都不够明确和清晰,打击起来显然缺乏依据,就难免出现领导干部自由裁量的问题。三是某些制度规定失之过宽。当前反腐败制度建设有一个量大的瓶颈,那就是“巨额财产来历不明”定罪过轻,30万元以上才予立案,且最高仅判5年,制度效果明显达不到设计目标。 3、制度创新上的滞后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分析中国历史时指出,中国政治制度演绎的传统是,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积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制度创新远跟不上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很多情况下都是跟着赶,留下了一段“时间差”,而且反腐败的效率跟不上腐败的效率,可以说,腐败官员很多打的就是自己任期的短期化和廉政目标长期化的时间差。这一点体现在制度建设上更是突出。反腐败往往都是跟着立法赶、立法跟着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赶。制度滞后的问题是制约我国制度建设的根本束缚。 4、激励机制上的扭曲 现行的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在激励机制上的严重扭曲成为腐败行为得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激励机制上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公职人员工资性收入水平偏低以及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等不利于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2)各级政府预算行政经费拨款普遍留缺口和容许事业单位创收改善职工福利的政策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单位体制,导致众多单位利用自身的权力和资源逐利行为的猖獗;(3)寻租行为比起诚实劳动和直接的生产经营活动更容易发财致富导致寻租行为的盛行。 5、制度约束上的乏力 我国制度中对公职人员个人或群众行为所面临约束机制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公职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所面临的自律约束机制;二是由各种形式的监督所构成的责任约束机制;三是由各种法律法规和专门实施它们的反腐败机关构成制度的约束机制:四是由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舆论所形成的舆论约束机制。这四种约束机制构成了防范和遏制腐败的四道屏障,他们的作用在转型期中国由于种种因素而受到削弱。从自律约束机制来看,道德内约作用有限,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