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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猪质量安全加工企业及农户交易关系治理探究【摘要】近年来食品安全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食品的安全等级越高意味着其价格越高，如何满足普通消费者的安全需求（即有效安全需求）成为社会的焦点。本文首先对有效安全观进行阐释，根据我国现今生猪生产主要以分散养殖为主的特点，运用关系契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解析了关系的嵌入对生猪安全正向影响，并以伟鸿公司的成功为例进行论证，最后为更好的实施猪肉供应链主体间的交易关系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提高猪肉生产的安全性。 【关键词】有效安全观；交易关系；治理机制；关系治理 一、研究背景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全”为先。但近年来，诸多“饮食难安”的事件牵动着百姓的神经。食品安全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一头猪、一粒米、一滴奶、一棵菜事关百姓生活大计。如何保障人们的饮食安全，如何遏制食品安全事件的再度发生，成为了当今全社会共同探讨的话题。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肉类的消费需求在不断提升，而猪肉在我国居民的肉类消费结构中，猪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近五年的中国农产品加工年鉴资料显示，我国居民的主要肉产品消费中猪肉所占比例均达到80%以上。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对猪肉消费的品种、口味、安全性要求日益提高，猪肉消费进入了注重质量安全性消费阶段。但是随着近年来“瘦肉精”等问题的不断出现，猪肉的质量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政府相关部门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管制，但是保障猪肉安全的根源性问题并没有解决。生猪养殖作为源头，是决定猪肉质量的关键。在我国分散、小规模的生产经营模式下，屠宰加工企业作为猪肉供应链上的核心主体，对猪肉的质量控制起着决定作用，有学者从猪肉加工企业与养殖户（场）纵向协作的视角来寻求解决猪肉质量安全问题的路径。 钟真（2011）对生产组织方式、市场交易类型与生鲜乳质量安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生鲜乳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市场交易类型作为奶业发展模式的两个重要方面对生鲜乳质量安全都有显著的影响。吴晨、王厚俊（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关系合约的可自执行性与关系租金、贴现因子呈正相关关系；而合作双方因围绕提升农产品质量水平而做出的专用性投资强度可以提高各自对合约的可自执行性。张闯、夏春玉、梁守砚（2009）在建立交易关系与治理机制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对蔬菜流通渠道进行了一个跨案例研究，考察了交易关系的类型、治理机制及其对交易绩效的影响。孙世民（2006）以猪肉质量安全为导向，提出了优质猪肉供应链宜采用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相结合方式的观点。王瑜（2008）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垂直协作和农户质量控制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众多学者虽然都站在各自的角度对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合作进行研究，但是大多都是站在农户的视角进行研究，很少有学者从企业的视角进行探讨，同样少有学者将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合作绩效与消费者相联系，并没有真正考虑消费者对于消费对象的实际要求。因此，本文提出了食品有效安全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探讨猪肉加工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治理机制。 二、交易及交易关系治理机制理论分析 （一）交易 交易最早是由制度经济学家从交换中抽象出的概念，其内涵也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展。威廉姆森将交易定义为：货物和服务在两个技术上可分离的单位之间的转移。交易依据持续的时间长短和交易的内容，可分为一次、独立的经济交易和包括知识、技术、规划、法律等在内的长期关系。 麦克内尔将交易分为两种类型：离散型交易和关系型交易。所谓离散型交易，也即“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型的交易形式。所谓关系型交易，是指在长时间里反复发生或持续较长时间的各种交易。关系型交易存在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下，交易关系双方的共同利益是执行交易义务所要达到的目标。由于关系型交易隐含了交易双方间的持续交易，因此，关系型交易与偶然发生的交易或离散交易不同。 （二）交易关系的治理机制 本文将食品加工企业与农户之间交易关系的治理机制主要归纳为四种类型：市场治理机制、契约治理机制、关系治理机制和科层治理机制。根据交易关系的紧密程度来看，市场治理机制和科层治理机制处于连续关系的两个极端，其中间形态包括了相对简单到极其复杂、相对短期到较长期的交易关系，这些形式构成了垂直关系的连续谱系。本文将这一垂直的连续谱系简单的划分为：契约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不同的治理机制适应不同的交易类型，但现实当中并不存在单纯的一种治理机制，而是多种治理机制并存，而是随着外部环境及企业自身条件的不断变化占主导地位的治理机制也会随之变化。下面分别介绍四种治理机制。 市场治理机制在完全的竞争市场中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治理机制，它通过市场的力量――无形的手来保证参与交易的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