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学术嬗变中的教育创新论文.docVIP

　　试论学术嬗变中的教育创新论文 .freelic)一词的含义除了“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外，还包括两个特点：(1)与学院有关；(2)非实用性。Academic一词源于academy(柏拉图创建的高等教育学校)，在这种学校里，人们探索哲理、从事学术，并无其他实用目的。 “学”与“术”本是一家，“学”扎根于“术”的基础。《说文解字》：“士者事也。”在甲骨文中“事”作“气”，表示手拿东西插入土中，显然指耕作，可见最初的“士”是农民。到了周初，开始选一些精壮的农民做甲士，但他们不是职业化的，平时还是农民，打仗时才作为军队中的基层骨干。春秋时代，随着封建制的崩坏，“士”阶层渐渐脱离农耕，专事打仗，成为纯粹的武士。春秋中期以后，随着诸侯国被灭，多数贵族没落并变为平民。这时的知识阶层渗入社会底层，史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于是“士”的意义又有转变，除了原有武士的含义外，还包括文士。 《说文解字》释“孰”(六艺中“艺”的古体字)，左边是土，右边是手的动作，表示的也是种地。儒者对“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农夫种地一样，只不过对象不同。《辞海》对“艺”的解释，第一是种植，第二是才能，第三是准则。从这三种释义里可以看到，“艺”最初是指具体的动作，其次是从动作引申出来的技能，最后就成为准则、标准、学术了。它也是遵循了由具体到抽象的发展路径。 二、“学”、“术”的分离与嬗变 梁启超在《学与术》中指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并认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严复在为《原富》译本所作的按语中亦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关于“学”、“术”的分离，李约瑟认为，由于商人受压、不得志，所以导致近代科技在中国受到抑制。此外，还有一个贯穿所有时代、所有文明的老问题，就是“劳心”和“劳力”的对立——在希腊是theoria和praxis，在中国是“学”和“术”。他认为，在所有的社会中，两者都很难统一，但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应该手脑并用。 商人为何被歧视?因为他们从事具体职业；但同样是具体职业，中国文吏的社会地位为什么很高?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只是一种社会伦理政治学说，包含“学”与“术”两部分，到汉代则有了“经学”与“儒术”之分。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专制社会的统治思想，其发展以“经邦治国”为依归。由此儒学与统治术结合，作为一种“治国之术”被统治者看中并加以推崇和利用，儒学遂走上重“术”轻“学”的道路。 陈东原认为，汉代儒生地位不如文吏的原因在于其学问与治事的两分，即体用在儒生身上发生了分裂。顾颉刚则认为，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一个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的目的；做学问不要考虑实用，这是治学的关键。当年章太炎攻击今文学家通经致用的传统，推崇古文经学讲求学问，顾颉刚始终信守其“薄致用而重求是”的观念，遗憾的是章太炎自己不能抗拒正统观念的压迫，屡屡动摇了这个基本信念：他为推翻清政府而从事革命教育和政治斗争的行为实际上是践行了传统的通经致用的价值观。蔡元培曾提出“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认为“学”与“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他说：“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但学与术虽关系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所以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为了实现“学”与“术”的统一，蔡元培提出应当沟通各科界限，并且改“学年制”为“选科制”，使学生能“专精之余，旁及种种有关系之学理”。 西方大学的理念亦经历了“尊学”与“崇术”的嬗变，有学者将之归纳为“尊学”与“崇术”的统一—分离—再统一三个历史阶段。现代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其时“学”与“术”连为一体，大学集中体现了“学”的成果，寄托了人们对真理和知识的向往。由于当时科学文化水平较低，学术研究的分界刚起步，大学所培养的牧师、律师、医师等都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成为当时社会最高知识和文化的代表者，具有浓厚的贵族气息和学术色彩。同时，大学还未摆脱“术”的特征，从词源上考证，“大学”由“行会”一词演变而来，并非现代意义上高等教育机构的指称，传授的知识也颇具实用性。 文艺复兴导致科学与技术加速分化，学与术的界限渐趋明显。人文主义者为摆脱中世纪思想的桎梏，借复兴古代希腊文化张扬人的个性，对学与术的分化倾向采取了厚学薄术、扬学抑术的态度。这一变化经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潮代表洪堡的推动而达到顶峰。洪堡认为，大学的任务只是追求真理、研究学术；大学所从事的科学事业只涉及纯粹的知识，无关实用；强调大学是从事纯学术研究的科学机构，不宜把大学与国家现实利益相联系。这一思想促进了研究型大学学术的繁荣，推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