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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安多藏区寺院及社会纠纷 　　民国时期，著名藏学家于式玉在论及安多区藏族传统社会的纠纷处理方法时说：“部落社会只有在部落以内才有道德与法律可言；部落以外，便惟力是视了。”① 民国如此，晚清亦然。晚清时期，安多藏区部落纠纷的解决，部落自身力量是重要依据，部落外的力量也是重要凭借，两种力量常处于一种对抗与整合的状态之中，从而使部落的冲突及其解决显得异常复杂。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藏区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取得了许多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藏族部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方式的形态、内容及其与当代司法关系。同时既有研究成果也反映了一些问题与不足，如注重对藏族部落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归纳总结，忽视对历史背景、场景和纠纷参与者能动性的细致考察；注重政策指导性研究和纠纷解决的宏观建构，忽视对藏族文化心理及其变迁的深入分析等。② 实则自雍正朝以来尤其是晚清时期，清政府对安多藏区的管理体制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很多藏族部落也被纳入州县系统”③。晚清时期的藏区社会纠纷解决方式也因而出现一些与此前不一样的特点。我们以同治、光绪年间安多藏区卡加与隆哇两个藏族部落之间的冲突为个案，通过对这一纠纷的起因、过程的考察，揭示在这一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复杂纠葛的关系，探讨寺院在这一过程及社会关系中，对当地社会纠纷及其解决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以期有助于加深?Σ厍?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认识 一、寺院与卡加、隆哇冲突的起因 卡加与隆哇是位于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的两个藏族部落。晚清时期，这两个部落同归西宁府属循化厅④管辖。卡加与隆哇“两处所管庄民地界相连”。在官府看来，“其卡加千户捏力哇粗知汉礼汉语，于番目中相形出类”。⑤同治十二年（1873年）五月，卡加与隆哇发生纠纷，两家互相攻打，酿成人命血案。据卡加向循化厅禀称，在这次纠纷冲突中，隆哇屡次传集番兵，与卡加械斗，伤毙卡加千户胞兄1名，陆续伤毙番民28名，马匹牛羊总以千计。⑥ 卡加与隆哇的纠纷起因于争管麻隆、唐尕、香卡三个番庄。据卡加呈称，麻隆、唐尕、香卡旧系卡加管属。卡加与麻隆庄向年立有成规：凡该庄有嫁女者，与卡加寺院出牛一头；娶妇者出钱三串文，羊肉一个；若有不安本分，偷窃放抢者，罚牛一头；每年每家应出粗籽七斗，每家在寺工作五日，轮流作善一次。至道光三年（1823年）间，麻隆番目桑海洛藏等遽起不服，拒绝向卡加寺供应每年应出成规。会有黑错寺白喇嘛阿匠等居中当乡（说合），着麻隆仍照旧供应，并缮立字据，以作凭证。此后三十年间，麻隆请卡加寺院大法台（主持）诵经作忏，每年正月着魔难一次，无不俯首帖服。唐尕、香卡二庄，凡遇魔难（祈愿法会）差事，也照规作干。⑦ 循化厅最初在巡查卡加、隆哇争斗案时，也认可卡加的说法，称查明麻隆、唐尕、香卡旧系卡加管属。番俗插拉祭（在山头插剑焚香祭神，类似于蒙古地区祭祀敖包）、接活佛、供布施、作善事，该三庄即随卡加事之。且立有成规，不准番民出外抢夺，违者罚牲畜充公，有番券收执。⑧但实情恐并非完全如此。后来循化厅在经卡加、隆哇“两造乡老公平评议”基础上所开的议定条规中确认，“麻隆一庄原属卡加寺之部落”，而“唐尕原系隆哇部落”。⑨ 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起义时卡加与隆哇两家构怨成隙。同治元年（1862年），陕甘回民起义爆发，清政府多方调集军队进行镇压。同治五年，卡加寺奉命调兵助清政府镇压起义军。⑩ 同治六年，麻隆、唐尕、香卡不受卡加调遣，投往隆哇。卡加与隆哇因此彼此械斗，互有伤亡。{11} 卡加与隆哇由此结怨。同治十二年，陕甘回民起义被镇压。同年五月，卡加因出兵助阵清政府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而受到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嘉奖，受“赐匾额执照”。{12}卡加千户于是乘势向隆哇红布（头目）索要投向隆哇的麻隆、唐尕、香卡三个番庄，“而该红布不听千户之言，是以千户与隆哇两家打仗。”{13} 卡加与隆哇争夺麻隆三庄，实际上是卡加寺在当时寺院林立、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谋求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一种行为。清代至光绪朝，循化厅境内的藏族聚居区，各寺院为谋求生存与发展，合纵连横，逐渐形成了分别以拉卜楞寺和隆务寺为首的相互对抗的两大寺院联盟。{14} 卡加寺所在的循化厅南番之地，寺院最多，竞争最为激烈，形势也最为复杂。据循化厅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统计，卡加寺所处的循化厅四至八乡内，东乡为撒、回聚居区，北乡出厅城不及里，均无寺院与番僧。其它东南乡、南乡、西南乡、西乡、东北乡均分布数量不等的寺院与番僧。其中东北乡寺院1座，番僧20名；西乡寺院1座，番僧150名；西南乡寺院8座，番僧3155名；东南乡寺院7座，番僧398名。卡加寺所在当时被称为南番之地的南乡，寺院与番僧数量最多，共计寺院12座，番僧6003名。分别为：夕厂沟寺，番僧35名；甘家什作亥寺，番僧27名；白石崖寺，番僧5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