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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共享太平之福”外交理念及实践 　　【摘要】明太祖十五个“不征之国”的外交理念与实践，对于完整理解有明一代的外交具有重要意义。对“不征”理念的贯彻与践行，在洪武年间几乎没有更改，由此形成了明朝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以此为基础，明朝形成了不同于历朝历代的国际秩序理念，以实践建构了一种和平外交模式，并深刻影响了有明一代近三百年的外交实践 【关键词】明太祖 不征之国 和平外交理念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蒙元帝国崩溃后，国际格局面临大动荡、大改组，国际秩序亟待重建。面对国际格局的变化，亟需出现一种能够制约混乱国际秩序的力量。此时新建立的明王朝，面临着陆上北元势力的活动和海上倭寇的侵扰。从蒙元帝国穷兵黩武的外交理念，到明初太祖十五个“不征之国”和平外交理念的转换，是明朝外交理念形成的一个历史过程。这首先建立在深刻反思前朝外交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对于历朝历代均有所不同的国际秩序理念，标志着古代中国外交理念与实践经历了重大转折。进一步说，明太祖以“不征”作为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表明他从建国之初就萌生了新的国际秩序思想，并由此导向不依靠武力建构和平国际秩序的外交理念 孕育于洪武初年的“不征”思想，反映了明太祖构建和平国际秩序的外交理念 洪武四年（1371）九月，明太祖在奉天门召集臣僚，郑重宣布了他的外交和国际秩序理念，可以视为其外交思想成型的最早时间。他首先宣布，海外国家“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显示出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立场。但是对于那些没有对中国造成威胁的国家，中国也决不轻易兴兵讨伐。这一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有古代传统外交思想渊源的：“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他引用隋炀帝征讨失败之例，进一步指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认为对外扩张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更会因劳民导致祸乱萌生。他直接评价隋炀帝兴师征伐，反衬出他绝不效仿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在总结前朝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把基点放在保境安民上，而把当时军事防御的重中之重，放在元亡之后逃亡北方的蒙古贵族方面 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修《祖训录》，全面阐述了上述理念，从而明确否定了帝国对外扩张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古代历朝历代都是胜者为王，以征服战争取得政权的明太祖建立的明王朝也不例外。任何新王朝建立之初，都会面临国内与国际两方面的挑战，如何平定四方与建立稳定的国际关系，是摆在新王朝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对于蒙元帝国崩溃后仍在动荡中的地缘政治局势，明太祖显然更看重的是帝国安全利益，当时还没有平定全国的明太祖需要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安全自然是他的不二之选 “不征”的构想，孕育于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建立和平秩序的动机，与隋炀帝、蒙元帝国穷兵黩武的外交政策遭致失败是密切相关的。明初出现了对征伐战争的深刻反思，否定了四处征伐天下的理念，以和平的国际秩序理念取而代之。经过元末战乱，他彻底否定了对外征伐的强权政治理念，奉行和平秩序理念，将国家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与百姓渴望安定的内在诉求结合了起来。在实际外交运作中，明太祖基本以现实主义为主导，构建起一个坚持和平外交的框架和平台。在他的外交诏令中，“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外交理念体现得非常普遍，这也为明初中国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明太祖坚持以外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协调周边各国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通过武力征服。同时，他通过恢复国内社会生产，以增长实力来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维护区域集体安全和建立国际和平秩序，使明王朝逐渐成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并且积极发挥作用的东亚大国 洪武末年，十五个“不征之国”成为持久化国策 明初“不征”的构想，在洪武末年落到了实处，将十五个“不征之国”定型为持久化的国策，形成了国际关系调整后国际秩序的新常态。理念的生成和演进非常重要，对现实的塑造作用极大。以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作为明朝外交的两大主线，洪武外交可大致分为两个侧重点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新王朝肇建之始，需要争取各国对明朝的承认，这关涉到合法性、正统性的问题。明太祖将外交诏令发布到周边和已知各国、各地区，力求对外建立和平外交关系；第二阶段，侧重于对外交经验与教训的重新思考，构建与周边交往诸国的和平外交关系。这主要是因为洪武中期以后，以外交调解各国之间的关系曾屡屡受挫，对日关系更陷入困境，明太祖只得强化军事防御体系予以应对。现实主义外交因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最终定型于十五个“不征之国”的既定国策 一般来说，征服和扩张是帝国的特质，以“不征”为特征的明代对外关系理念，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标志着古代中外关系出现了新的模式和新的特征，更成为古代中外关系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拐点 明太祖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将修订完成的《皇明祖训》刊布于世，他在《首章》中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