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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期德育问题上儒学道德观 　　[摘 要]明治4年“废藩置县”后，日本设立了文部省，明治5年8月公布了由西洋学家为主共同起草的《学制》，标志着日本近代学校教育的开始。既然在全国各地开设学校，就少不了教科书，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修身教育书。近代修身教育书已经不只是关于教育的，随着其发展甚至对政治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它连接传统与近代，东西方文明，和许多时代问题以及社会思潮相关联。在明治以前思想界占绝对地位的儒学道德也随时代发展悄然变化，给予明治时期的修身教育书以极大影响。也就是说，为了研究明治的儒学道德观，修身教育书是最重要的研究资料 [关键词]明治时期；儒学道德观；修身教科书；西洋道德观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05-0240-02 1 关于明治时代儒学道德观的先行研究 明治的修身教育书一直以来就被以各种视角进行研究，从教育史的观点出发，其资料的收集整理及基本分析的工作基本已经完备，其中代表作有海后宗臣和吉田熊次的《教育敕谕焕发之前的小学校教育的变迁》以及《教育敕谕焕发以后的小学校教育的变迁》。虽然还没有将儒学道德观当作中心进行研究的先例，但研究明治时期德育和近代化关系时有提及到儒学道德观的学者，比如源了圆的《教育敕谕的国家主义的解释》，松本三之介的《明治前期保守主义思想的侧面―以政治和道德问题为中心》等。与本论文视角最相近的是高桥文博的《明治前十年的德育教育―以修身教科书为中心》，他将修身教科书置于明治时代的大背景下，着眼于修身教科书的类型和授课方法，并论述了修身教科书在“君臣关系的双面性”和书籍内容的侧重点，但并没有特别研究儒学道德在其中的作用，虽然谈到了“忠节”，但也并未和儒学的传统相关联 本文我打算在这些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关于明治德育相关的论断，聚焦于修身教科书中的儒学道德观，研究其在明治时期的日本的作用、变化以及特征 2 明治初期的教育思想以及修身教科书的概观 在讨论明治时期的修身教科书之前，我认为有必要了解一下明治初期的教育思想。以往的教育史都不甚关注明治维新前后到《学制》颁布这段时间的教育状况，但是要考察《学制》颁布之后的德育教育或是修身教科书的相关问题，还是有必要去了解这段时期的教育状况的 从幕府末期到明治5年的日本，接受教育的场所大体分为三种：一、皇族以及公家子弟接受教育的教育机关学习院；二、为诸藩藩士子弟受教育而设立的藩校；三、面向平民的寺子屋及私塾。其中面相平民的寺子屋主要教授的是读书、写字以及算数等生活中实用的内容，所以要想研究这个时代的思想教育还是应该把学习院和藩校作为主要对象 从“宽政异学之禁”以来，朱子学就成为了在诸藩凌驾于其他学派之上的大学，但到了幕府末期，一部分藩校就不仅学习国学和汉学，也设立了医学、化学、物理学等学堂，俨然已经发展到综合学校的阶段，为近代学校制度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公家教育机关学习院在这段时间由于大政奉还的混乱，暂时关闭，到了明治3年才再次开放。学习院虽然采用了旧有的以儒学教育为基础的教育方针，同时又引进了学舍制，设立本教学、经世学、辞章学、方技学、外蕃学五科，将以儒学为代表的本教学放在了首要位置。明治元年9月16日力图打破儒教旧体制的“学舍制”派和保守派的公家势力妥协，设立了皇学所和汉学所。皇学所建议将日本的学问设置为以皇学为中心，将汉学和洋学分立在皇学两侧，用以支撑皇学，但是仅仅在实施一年后的明治2年9月就被关闭，同年12月又将皇、汉合并开设了“大学校”，皇学所走向消亡，但国学派和汉学派的斗争并未结束，反而更加激烈了。之后明治政府在明治3年8月又下令停止“大学校”，转而设立府学。明治3年12月，在京都府开设中学校，设立国学、汉学及欧学三局，给作为公家教育机关原有体系画上了终止符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明治初期的教育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动，学科逐步多样化，以往占据绝对地位的儒学也逐渐变化，在公家教育机关，形成了以汉学和国学对立为主线的汉学、国学、欧学并举的复杂局面。明治5年《学制》的颁布又再次扣响了德育争论的板机。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明治中期，诸如福泽谕吉、西村树茂、加藤弘之等人都参与其中，其中心问题是围绕西洋道德和东方道德到底应当将哪个作为根基展开的，修身教科书也深受影响。修身教科书是将关于国家道德的上层议论、方针传播给一般民众的媒介，其根据国家的政策大致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明治5年到明治12年，使用的是按照《学制》所设定的以西洋近代道德观为基础的修身教科书；第二个时期是明治12年以后按照《教学大旨》所设定的以东方道德观也就是儒学为基础的修身教科书 接下来将以《日本教科书体系修身》为基础，选取明治时期普及率较高的修身教科书以及“小学校教则”也就是所谓的基准修身教科书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