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528中国与印度政治发展模式比较-课程详细文字.docx

中国与印度政治发展模式比较主讲人：张弛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讲师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在近十几年来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有一个概念“龙象之争”，指的就是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当中，中国经济改革起步较早，1978年就开始了改革开放；而印度的经济改革比中国迟15年左右，在1991年正式开始，1993~1994年印度开始进入新的经济增长轨道。这两个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比较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社会非常关注的原因。首先，印度和中国都有着辉煌的古代文明，两个重要的古代文明对今天两国的经济走向和政治走向都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此外，两个国家都是巨大的经济体，目前都是“金砖四国”的成员，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十年内都排在世界首位，而印度则仅次于中国，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还没开始之前，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一度达到了8%，以至于很多西方媒体都认为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比中国更有效的模式，只不过在金融危机之后这样的结论逐渐没有人支持了。第三点，两个国家在政治发展的路径上表现出了重大的差别，两个国家是邻国，但却有着非常不一样的政治传统，这样的政治传统使得中国和印度在政治发展道路上的选择大相径庭，为世界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政治走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度和中国哪一个国家在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增长、政治高效与清廉方面做得更好，就意味着哪一种道路是人类未来政治文明的发展形态。政治发展是一个很西方化的概念，它带有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为它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西方学者将政治发展理解为政治现代化的一般进程，如亨廷顿就认为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的一般后果。而西方文明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革，即从前现代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所以西方人在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势时，时常会陷入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之内，觉得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有着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阶段。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在全球的扩张，这种现代化的理念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他们的思维当中。即使近二十年内这样的观点逐渐消退，但大部分西方学者都认为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过程当中，如果不是西化至少要带有深刻的西方痕迹。因此，他们会把政治发展理解为现代化的一般后果，即要将西方政治文明的要素纳入传统文明的发展轨道当中，这个轨道里面包容了太多西方中心色彩。但这个概念是不是不能使用？也不尽然。首先，非西方的政治文明当中已经融入了西方的要素，这一点已经不可回避；其次，传统的政治文明也的确不是当代的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它需要一种内在的结构性转换，只不过这种转换不一定是深刻的断裂。在西方社会，政治文化从中世纪到现在发生了一场断裂，中世纪提出来的一些政治原则、政治思维形态被继承下来了，但整个政治生活的总体框架却彻底颠覆。但非西方社会的情况不一定如此，只是打破了原有传统文明的一些序列，再加入了一些西方文明的因素，重新地组合起来，不一定是与传统的诀别。政治现代化的特点：首先，民族国家的形成。这是现代政治生活必须享有的前提。进入到现代文明之前的西方社会是没有民族国家的，甚至是没有国家的。西方人的眼中，首先是宗教身份，然后是某一位领主或某一片封建辖区领地上的成员，有着浓烈的等级意识，没有国家认同也没有民族认同，尤其是不存在发达的国家权力系统。第二，国家有系统地掌控权力的能力不停地增长。什么叫有系统地掌控权力的能力？在国家形成之前，权力是掌握在个人手中的，而国家的代言人国王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是国家作为组织机器开始有系统地掌控权力。换言之，是将权力以各种各样的制度化形态掌握在自己手中。随着国家的成长，国家掌控社会资源能力开始逐步加强，运作过程中障碍会越来越少。第三，行政管理的专业化和治理的法制化，政府的效率是不停提升的过程。专业化是必须得有专业技术人员来管事，不能外行管内行。另外，在治理过程中要讲究法制化，依法办事，以法律条文办事，整个国家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都要有法律依据。此外，专业技术人才比较缺乏，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面临的非常棘手的问题，这几年有着长足的进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意味着政府的效率还得不断地提升，而效率提升也意味着职能的转变，政府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这中间有职能的变化，政府角色的变化，在角色变化当中要起到效能的变化。第四，公民的政治组织化程度和政治参与程度提高。这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问题，如何把公民有序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要素，让公民有序地参与政治。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和形态是非常多样的，如制度内的参与，公民以法律的形式或政府权力的组成部分的一个形态成为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如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是每一个公民选举人民代表来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与法律政策的，这是制度内的参与。此外，还有制度外的参与，如通过社会组织的方法与政府合作共同参与政府治理。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