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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深处的记忆 　　四十多年后，人到中年，看到少年时的笑容。我们是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互相对视，生活在照片之外的我，在享受纯真的笑，对他品头论足。阳光跳过一方窗口，像浪花飞溅、涨潮的海水，一层层地推进，一口口地蚕食。老照片像被海水包裹的岛屿，浪花像湿润的苔藓，使它更有时间的味道了。 　　这绝不是电影中的特技处理，一人可以饰演孪生姐妹，在镜头外欺骗观众。我像陌生的人，审视另一个人的少年的面貌，品味当时的心境。照片是一种呈现的力量，把那天特有的情感、时代的背景真实地记下。镜头对准拍摄的物像，摁下快门，不仅摄下画面，时间的气味也融入其中了。我翻动记忆的橱柜，在柜子的格层和抽屉中寻找，许多事情一件件地找出，抖落积压的霉味。我用一把锯，默默地锯着一株岁月的大树，锯开的横断面，裸露年轮。从缝间浸出湿冷的风，吹得我的头发飘动，手指微颤，冰冷的脸上有了麻木的感觉。这一刻，我感到血液像春天苏醒的河流，歌唱着，奔流着。 　　少年的我，笑容保存得那么好，没一点损坏。虽然这个年龄容易被改变，但是对未来充满想象、不知生活艰辛的孩子，笑容是那个季节最富有的财富。我每天背着书包，在母亲慈爱的目光下，向学校走去，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下课后和同学们在操场上跳皮筋、踢毽子，跳皮筋时的歌谣很好听：“小皮球真美丽，马莲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学校不远处有一条铁路，跨过去，就是海兰江。我和同学们常常结伴去江边游泳，晒太阳。父亲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新闻记者，对镜头敏感，捕捉了瞬间的表情。我戴着六瓣的瓜皮帽，左胸前一个大大的毛主席像章，端着日本的“富士”少年的笑脸让我羡慕，甚至吃惊，我伸手抚摩，感到笑像跳动的脉搏似的，亲切而有力。我现在一般情况下是不照镜子的，头上爬出了细碎的白发，清晨第一件事是刮胡子。我多年不变地使“飞利浦”，不愧是名牌，刀头锋利，结实耐用，在我的脸上精心地工作，不留一点残渣。 　　这不是现实中的事情，只不过是一场梦。半夜睡来，梦见了父亲。记忆中，我很少梦见他，父亲是一座山，我总是绕着他走。 　　父亲去北京了，这次去又是为了“知青”老照片，这是他多年的愿望。父亲有“知青”情结，这和年轻时做“知青”工作有关。父亲为了“知青”老照片，付出心血，还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这件事我理解，又不理解。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凝视重新打印出来的老照片，像仰望一座座青铜雕像。在他们稚气、纯真、青春的脸上，流露出的是火热的激情和宗教般的虔诚，他们身着绿军装，肥肥大大，遮掩了健美的胴体，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手中握着红宝书――那是人们的护身符和武器，须臾不可离开的。老照片是一面镜子，把过去的年代映射出来……一个人，一群人，一代人，在响亮的口号声中，激昂地举起拳头，进行宣誓，告别自己的故乡，背囊中装着‘雄文四卷’和幻想，满带改造山河的气概；在锣鼓喧天中，踏上了北行的列车和轮船，水陆兼发，奔向那黑土地。激动以后就是困惑、迷惘的开始。”这是我对父亲的理解，他为了“知青”照片，东奔西走。我不理解的是父亲得了“糖尿病”以后，身体大不如从前，而且年龄一天天大了。父亲的书房变成了洗印的暗房，写字台上堆放着新洗的老照片，他一一编号，自己动手在电脑上设计封面，装订一册册影集。他还把“知青”照片刻成光盘，配上《知青之歌》，春节时送我一个。济南的天气闷热，他买了一台放大机，洗照片时，要关上门窗拉严窗帘。放大机的镜头像童话中的魔瓶，充满了魔力，过去的人，过去的事情，像电影散场的人群，急匆匆地逃离憋闷的空间。在黑暗中，父亲推动照片，向时间的山上行走。 　　回忆对于每个人都很重要，老人的回忆更有一番情景。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老人是孤独的观众。坐在黑暗中独自享受，身后的小窗放出一束光，转动的胶片上漫着老旧的情绪。这种沧桑的回忆装在镜框中，挂在墙上，岁月在上面留下了纹印，照片也一天天老了，变黄了。 　　相机不过是道具，我还不理解镜头对于时间的重要。“镜头”是随年龄的增长，在我的心目中越来越重要了。父亲在南京的中山陵给我拍的一张照片，在我的影集中是最珍贵的照片之一，那时的我有了青春的迹象，能悟到很多的道理。我坐在石台阶的花盆上，身后是庄严的中山陵纪念堂。我双手放在膝盖上，注视前方，有了小大人的样子。不远处有一座铜鼎的壁上留有两个孔，父亲告诉我：“这是1937年日本侵略者进攻南京时被炮弹击穿的。”父亲的语速平缓，透着钢性。三十年后，我又一次来到中山陵，镜头对准铜鼎。一群日语学校的女孩，一路说笑着爬上来，围在铜鼎边上留影。我的镜头中挤满了女孩子的笑脸，她们身上的校服，我在电影和电视中多次看到，这是日本式的学生服。她们吵吵嚷嚷地说着日语，我一句都听不懂。我站在一边，看着她们拍照、用日语交流。她们走了，稚嫩的背影，飘向山上的纪念堂。 　　双休日，没特殊的情况我是不会下楼的，在家读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