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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主”时代 　　10月20日，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下称《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国家粮食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农产品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显著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规划》明确指出，要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在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力争2018年底基本完成。 　　土地确权是土地流转的基础条件，随着确权工作的推进，土地流转也将进一步有序发展。 　　2013年，中央作出“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决策部署，对此，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在全面分析研判的基础上，结合山东实际，提出“争取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全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目标要求。 　　实际上，这个目标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便宣告完成。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截至2015年底，山东省基本完成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全省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已达2569.5万亩，占家庭土地承包经营面积的27.3%，加上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建立紧密型生产基地、开展土地托管服务所覆盖的面积，全省土地经营规模化率达到40%以上。 　　土地确权工作的完成，为土地流转的有序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土地，这一农业生产中的根本要素，其价值得到了释放。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土地流转制度的推行，互联网、资本、智力的下乡，一个新的群体正在形成，那便是新型“地主”。 　　这些新型地主如何改造农村？其持有土地通过何种方式流转而来？规模化的土地经营将如何深刻改变农村？近日，记者深入山东各地，对山东土地流转以及新型“地主”群体进行了调查采访。 　　（本专题12-25页） 　　□本刊编辑部 　　“地主”的变迁 　　地主一词，在中国政治语境中，带有较为明显的负面特质。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大多以平均地权作为起义的口号，土地兼并是一个封建王朝后期无法解决的痼疾。 　　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最久远的农耕文明体系，土地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更替以及生活方式。地主一词，在中国有着长久的政治影响力和政治负面形象。其略微正面的称呼是乡绅，代表了根基于土地的传统伦理秩序和文明的管控方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实际上，与帝室共治天下的是诞生于地主阶级的科考精英人士。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均归国有，地主阶层从某种意义上说，逐渐消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拥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推动了中国改革。他们是不完全意义上的自耕农，产权的划分，激发了创造力，剪刀差下的中国农民为中国工业化与改革提供了第一桶金。 　　土地流转制度的推行，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催生一个不完全的新型地主群体。在自愿的前提下，一部分农民放弃了农耕，将经营权租给资本，获取收益，从而去参与工业生产链条，从而更为深刻的推动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市场和专业分工相互促进的结果。从业者聚集到城市里从事经济活动，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办法。鉴于中国不可能在300万个自然村的基础上构造出一个现代社会分工系统，由此，在推进城市化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是一条基本的道路，而不是在保留庞大农村人口的基础上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政府花钱建设“新农村”，让农民乐意留在农村享受自己的生活，但决不是让更多的农民留在农村。 　　资本取代劳作 　　现代农业产业链最重要环节的技术进步，是依托城市实现的。其实在现代农业经济中，技术与资本对农业产出的贡献要远远超出土地与劳动的贡献。二战以后，世界农业总产出增长数倍，而土地基本没有增加，农业劳动力更是大幅度减少，这说明，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来自技术与资本。 　　资本正在取代劳作，这也是现代农业的一个基本特质。记者调查发现，农产品的微利状态导致了农民打工的收入远远超过种地收入，但这种微利在规模化经营、品牌化经营下，可以被放大，产生规模利润和品牌利润，同时，新“地主”们利用资本、新的产品、技术手段革新了农耕生产方式，提供了高附加值的农产品。这是新“地主”们的利润动力。 　　在这场土地变革中，农民的身份演变为农民工，其身份的变化推动了城镇化、城市化的加快，产生了复杂、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切中国改革的起点。 　　资本改造阶层，互联网改造资本。新型地主来源五花八门，但占绝大多数的，依旧是出身于农民，他们有了更多的财富与见识，同时也保留着某种土地的情怀，他们对于农耕文明的改造，最为直接，利益纠葛也最为复杂。 　　我们目前还很难判断，新地主群体在未来的走向。在时代的主题下，既有失地者，也有创富者，拆二代与农N代并存，一个庞大的农耕文明体系，不是在解体，而是在走向愿景美好、意义复杂的未来。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