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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乐平：痛并画着 　　2016年春日，上海五原路288弄3号的张乐平故居开门迎客，勾起我许多的回忆。 　　在我的书房里，一直挂着一幅微笑着的男孩的国画。男孩戴着红领巾，硕大的头上翘着三根头发。这是1988年中秋张乐平为我画的三毛。 　　记得他只花了几分钟，一个活泼可爱的三毛就跃然纸上。在题字时，他原本打算写“永烈同志存念”，却写成了“永烈同志念”。他说：“写错了，我重画一张。”我连忙说：“念存也可以的。”于是就写了“念存”。 晚年张乐平。 　　张乐平1982年起患帕金森症，后来日益严重，右手抖得厉害，所以很少作画。正因为这样，这幅三毛画像显得格外珍贵。 　　如今，每当我在书房里看到这幅三毛画像，便记起老人带着微笑的慈祥面容，和有点沙哑的带着浙江海盐口音的普通话。 三毛“改行”学科学 　　我跟张乐平很熟，他年长我30岁，我总是喊他“张老”。别人也有喊他“乐老”的。 　　我跟张乐平相识于1978年6月1日国际儿童节。那天，少年儿童出版社组织作家、画家在上海新华书店与小朋友见面，张乐平和我都出席了，此外还有画家乐小英，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任溶溶。 　　没有想到，张乐平一见到我，就请求我“帮助”。原来，这年3月，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发表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全国上下掀起科学热。张乐平紧跟时代的步伐，在《儿童时代》的封三推出新的儿童漫画系列《三毛爱科学》。不过，他对科学不熟悉，要求我帮助，给《三毛爱科学》出点子，亦即出漫画构思。 　　在见面会上，张乐平第一个发言。他说：三毛，为什么画三根毛？我没法回答。本来画光头，不好看;画长头发，也不好看。就画了三根头发，飘着。没有名字，就随口叫三毛，就这样叫出三毛来。 　　他说，那时候画三毛，常常明天要登，今天还画不出来，他就坐6路有轨电车，出去兜圈子。那时的电车分一等、二等、三等、四等，6路有轨电车是四等，都是工人们上下班乘坐的。他一坐到底，电车一路上叮当叮当响着，他就跟工人们聊天，听他们吐苦水。晚上，他点三支蜡烛，在小桌子上画，《三毛流浪记》就这样画出来了。 　　他还说，他在“文革”中十年没有画画，现在一天要当两天用。他过去拄拐杖，现在不要拐杖了。 　　隔了一天，6月3日上午，我陪同张乐平去上海大厦会晤从北京来沪的作家高士其。约好9时见面，张乐平在8时半就到了。高士其在留学美国时做实验不慎感染了甲型脑炎病毒，瘫痪多年，坐在轮椅上。 　　张乐平问高士其：“上海话，你听得懂吗？”高士其笑答：“上海是我第二故乡。”张乐平告诉高士其，正在画两本新的三毛，一本是《三毛学雷锋》，一本是《三毛学科学》。高士其说，你画的三毛，可以说是中国少年儿童的形象。在解放前，三毛受苦受难;解放后，三毛开始新的生活。 　　就这样，由于三毛“改行”学科学，我跟张乐平有了许多联系。我经常把我想到的科学点子写信给他，有时也把一些科普资料寄他，供他创作参考。 　　《三毛爱科学》在《儿童时代》连载了两年，1980年冬，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要为他出单行本。张乐平要我为《三毛爱科学》写序。我说，我在他面前是晚辈，怎么可以为他这样的前辈写序？我建议由我去请我的老师高士其先生写序，张乐平非常高兴。 　　我即给高士其去信，高士其很快复函，寄来了为《三毛爱科学》写的序。张乐平收到后，连声道谢。 “三毛爷爷” 　　1982年腊月，我去张乐平家拜访。 　　张寓在五原路一条闹中取静的弄堂。登门入室，我仿佛置身于春日之中。桌上的一盆水仙葱绿可爱，墙角的一盆腊梅绽放着鲜艳的黄花。明亮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画案上，年逾古稀的张乐平正在挥毫作画。 　　张乐平已是满头银发了。我细看他的头发，说道：“你的白发，大约占了三分之二。”他摇头说：“不，不，占了五分之四！今年，我73了，老喽！你看，我见到周总理的时候，多年轻！”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看到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张周恩来和他握手的照片。老人深情地说：“那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难忘的纪念。” 　　“张老，三毛今年几岁？”我问。“三毛？他生于1935年11月――我画的第一幅三毛漫画，是那时候发表的。”老人随口就答出来了。“这么说，三毛已经48岁了！”“不，不，在我的笔下，三毛永远是孩子，他永远年轻！” 　　张乐平告诉我，粉碎“四人帮”之后，《三毛流浪记》大量重印，已发行了200多万册。1981年，发行量在1000万份以上的《中国少年报》连载《三毛流浪记》，在小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连载期间，张乐平收到全国各地小朋友的来信。不少孩子都直接称呼他为“三毛爷爷”，而不是“张乐平爷爷”。 　　张乐平告诉我，三毛在日本读者中也很受欢迎。日本举办“三毛流浪记画展”，他应邀访日。走进展览馆，他吃了一惊：咦，我的手稿怎么会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