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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史的一个简短的回顾 　　当代史学研究新意叠出，精彩纷呈。从史学观念，到方法、理论、具体论题与对象，都表现出了令人目不暇接的状态。在纷繁复杂的史学流派及其研究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其中存在一些共性或趋势性的东西。 　　就史学研究的宗旨或观念而言，一方而在意识形态上，对不同历史的理解作为一种思想在史学研究中普遍兴起[}t}另一方而，由于史学博士的就业危机，引发了史学培养模式的实验，出现了以任务为导向的应用型史学研究思路[fzl。在方法和理论方而，跨学科与多元视野成为史学研究的常态[[3]。而史学研究实践中，从史料到具体论题，都极大地得到了拓展，各种以论题为中心的史学领域不断发展壮大，如环境史、医疗史、身体史、微观史与新文化史、影视史学、公共史学、网络史学等等，都形成了热点。相比而言，国内对知识史的介绍虽然很早，但是讨论尚不充分，因此略作梳理，以供参考。 　　一、知识史:旧论题新转变的结果关于知识史，1987年朱孝远在向国内介绍西方现代史学流派的时候，就有涉及。 　　他指出，历史学与文学哲学相结合产生了知识历史或称意识形态史(又称观念史)。它是一门专门研究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学科，即研究每个时代所产生的、反映时代与社会特色的、并对社会产生非常影响的一切时代思潮。思潮史研究的对象是思潮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影响。这一派史学家认为，一切冲击社会的新思潮都应研究，无论是哲学的、科学的、文学的或者神学的观念，从基督教到经院哲学、从牛顿到伏尔泰、从达尔文到马克思，从理性主义到反理性主义，从弗洛伊德到萨特的存在主义，从悲观主义到嬉皮士的性开放运动，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美到现代的女权主义，这一切均属于知识史研究的范围。并指出，知识史在当时的美国，已成为大学历史系学生必修的课程，因为研究社会意识形态被认为是文科学生不可少的训练。从他的描述，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概念的模糊性，即到底是history of knowledge还是Intellectual history?尚存歧义。前者翻译为知识的历史，没有任何疑问;而后者的中文翻译，“思想史”“知识史”“智识史”，各种译法都有。这种模糊性，既有翻译及中英文学术语境的原因，也有西方学术界对于“知识史”界定的原因，即试图表达既不同于“思想”，又不同于“科学”;既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单纯的知识的史学研究。这种模糊性，在西文研究中至今仍然存在。 　　对于知识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新论题，它在西方学术语境下有着深厚的哲学与社会学背景，不仅发展出独立的知识社会学，即其在科学哲学、科学史领域，也存在着内史、外史之间的长期争论。综合起来，在对知识的各类早期研究中，以“科学知识”为对象的占据了主流，其研究的目标也基本上以“科学知识”的发展或累积方式为主，并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色彩。二战以后，尤其是后现代批判思潮兴起以后，逐渐被打破，出现了超越科学和文本的“知识史”研究。这与库恩提出的“范式”概念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扩散，尤其是福柯以“话语”为核心的知识考古学引发的冲击有关。 在打破“科学”对知识的垄断之后，新问题随之而来，“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成为引发思考的关键之一。“知识”的合法性，实质上是以近代西方科学知识体系为参照，承认该体系之外的知识作为“知识”的地位。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以及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非西方的、非“科学”的知识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如此，原来非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否能够发展出西方近代科学那样的知识体系的问题(在中国史中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转变为每个知识体系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自我理性问，包括西方内部的“非科学”的各类知识系统。从而开启了去西方中心主义和去科学主义的知识史研究路。这是世界范围内的趋势。 　　二、知识史:社会变迁研究的新视野 　　虽然知识史被引介很早，但是或许受传统学术史的影响，以此为名的研究并不多。专门对西方Intellectualhistory做阐述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是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13]。此外，杨念群主编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中，第二编“知识传承:东方与西方”，收入景军《知识、组织与象征资本-中国北方两座孔庙之田野研究》、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两篇长文[l](P349-466)，都从具体知识入手，阐述社会史问题。同期，彭继红发表了《知识史观:一种新的社会历史方法论尸](P28-33)，稍偏于宏论而影响有限。 　　此后，各领域一些以知识史为题的研究陆续发表[}3}，邹振环是少数明确以知识史为研究路径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学者，先后出版了《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晚明汉文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