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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明遗民史家的历史书写解读 　　永历帝遇害标志着南明时代的结束，清朝大致统一以前明朝所拥有的疆域，明遗民领导的大规模抗清活动基本上已趋结束。由于明遗民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所以在军事抗清失败后，很多明遗民转向了文化抗清，而文化抗清的一个重要形式就是修纂明朝的历史，既能寄托故国之思，又能与清廷争夺史权。由于众多遗民对修史活动的投入，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明遗民史家群体。明遗民史家群体的历史书写既是易代修史传统的延续，也是明遗民政治、思想、文化立场的表达，具有浓厚的遗民特色。笔者拟从修史旨趣的遗民倾向与历史编撰的遗民特色两个方而，探讨明遗民史家群体的历史书写问题。 　　一、修史旨趣的遗民倾向 　　对于明遗民史家来说，明王朝的灭亡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对故国的情感却随着自身际遇的变化与故国的远去而愈发浓烈。这种情感激发了他们的修史愿望，他们不愿故国的历史湮没于无形，所以他们要“为故国存信史”。在修史过程中，作为极具文化担当精神的一个群体，他们对明朝灭亡的原因进行反思和批判，对明王朝的忠臣义士进行表彰，对明遗民的高节大义表示赞叹.对华夏文化的前途命运进行探讨. 　　(一)为故国存信史 　　晚明以来，修史之风渐盛，野史之出可谓不可胜数，其中虽然不乏上乘之作，但也不免泥沙俱下。相当一部分野史荒诞不经、以讹传讹，以猎奇炫异为尚，甚至完全不顾修史的真实性与严谨性。更有甚者，有些史学活动与商业活动联系紧密，修史和史书沦为了人们逐利的工具。清初史学家吴炎在《答陆丽京书》中对晚明野史的泛滥情况进行了批判，他说:“晋江之《名山藏》，吁讲之《皇明书》，乌程之《史概》，率多嗜奇无识，引断失据，皆足以害史。而东莞陈氏《通纪》，闻之先正，本出梁文康介弟，托之子虚乌有之陈建，颠倒谬乱，天下之耳目为其簧鼓者殆数十年，虽明诏毁禁而莫之能卜。张岱也在《石匾藏书》自序中说到:“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m [l]})为了给后人留下真实的明朝历史，谈迁在“故予窃感明史而痛之”的悲愤中，“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间窥诸家编年，于伪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阅数岁，哀然成性 ;m9}。这种矢志修史的精神，正是明遗民史家的文化特色。 　　(二)以史经世 　　明清易代之际，明朝遗民在王朝崩溃、异族入侵的中华的大环境下展开思考。在他们思考的众多问题之中，围绕的主线问题就是明朝是为何而灭亡。对于明亡原因，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朱之瑜、李额、颜元、方以智、吕留良、费密等明遗民思想家纷纷论述，指出具有玄虚、清谈、以发明本心为根本主旨的陆王心学是明亡的罪魁祸首。陆王心学主张清谈、以自己的内心去观察整个世界，即陆九渊所说的“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忽视客观世界的存在，主张个人内心对世界的主宰，这往往会导致人们故弄玄虚、大发其词、夸夸其谈。陆王心学的在明代的主要流派阳明心学(即王学)逐渐禅学化，“尤其是禅学化的阳明心学在明末居然甚嚣尘上，占据学界统治地位”，这对晚明的学风、政治风气等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说到:“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熟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顾炎武的这一番言论借古讽今，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明亡之祸水在陆王心学。针对这种玄虚 　　二、历史编撰的遗民特色 　　(一)史料采择 　　遗民史家欲为故国书写信史，所以在史料采择上以求实存信为基本原则。明遗民史家在选取史料时，大多采用明朝官方所编纂的实录，朝廷下发的邸报、塘报，以及朝廷大臣的奏疏等。这些史料一般比较可靠，是明遗民史家修史时必不可少的史料来源。《明实录》是明朝官修的系统史料，虽然其中部分内容不乏篡改不实，但总体上可靠的，而它的系统性更为其他史料所不及，所以大部分明遗民史家都以实录为采择史料的首选。潘未在修撰《国史考异》时，“博访有明一代之书，以实录为纲领”，就说明了遗民史家对实录的重视。朝廷所下发的邸报、塘报，以及朝廷大臣的奏疏也是明遗民史家着重收集、整理的史料。这些邸报、塘报、奏疏流传甚广，甚少人为篡改，可靠性较高，有些还是纂修实录的史料来源，所以其史料价值往往为遗民史家所重视。黄宗羲在《弘光实录钞》自序中曾说到:“寒夜鼠啮架上，发烛照之，则弘光时邸报，臣蓄之以为史料者也”;顾炎武以“始出麓中臣祖所手录邸报，皆细字草书”为史料而作《三朝纪事闻文》;文秉“转就友人处借神宗邸报钞略阅之，参以家庭见闻，而作《定陵注略》;吴孟坚在其表兄李家，“得郑玄岳大家宰所藏甲申南中数月邸钞”而作《南都纪事》。遗民史家在采择史料的同时，非常重视对史料的考订甄别。潘未在撰修《国史考异》一书的过程中“博访有明一代之书”，非常注意对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