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与接纳：对未成年犯教育改造的思考.docVIP

宽容与接纳：对未成年犯教育改造的思考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所言“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等一系列表述，都突出强调了少年的成长对于一国之重要意义。但不幸的是，现实生活中却总有一些少年因为自身、家庭及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而误入歧途，成为我国刑事法律所规范与适用的对象。在未成年犯管教所(以下简称“未管所”)执行刑罚的少年被称为“未成年犯”，专指未满18周岁而触犯刑律的犯罪人。我国一向注重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关爱未成年犯的刑罚执行。2012年10月26日修订、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与《监狱法》(二者同日修订同时实施)，都对未成年人及未成年犯的教育给予了特殊的强调。本文即在此背景下反思我国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问题，以期为使之早日回归社会，成为国家合格公民尽绵薄之力。 　　一、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目的的更新： 　　从“隔离惩戒”到“有利复归”所谓刑罚目的是国家据以确定刑事政策、制定刑事法律， 特别是设计刑罚制度的基本出发点， 也是国家适用刑罚同犯罪作斗争的最终归宿。刑法学界一般将刑罚目的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刑罚目的是指国家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所追求的效果，包括国家刑事立法、刑事审判和刑罚执行所期望达到的目的;狭义刑罚目的是指刑事审判机关对犯罪人适用刑罚所期望达到的效果。这样看来，狭义的刑罚目的主要针对的是法院审判中的刑罚裁量环节。具体而言，其对于犯罪人适用刑罚的目的主要体现为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如果我们认同狭义的刑罚目的的核心是针对法院的审判，那么，继而出现的问题即是狭义的刑罚目的实现与监狱中刑罚执行目的之间的关系如何?笔者认为，区分刑罚目的与刑罚执行目的是非常必要的，狭义的刑罚执行目的是指行刑机构(也就是监狱和未管所)对罪犯在行刑场所执行刑罚所追求的目标或者说意图实现的效果。 　　从表面上看，罪犯关押在监狱里被限制了人身自由，狭义刑罚目的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即已经实现。那么，行刑机构关押这些罪犯最终的目的到底又是什么?这个目的就不再是单纯的让服刑人与社会相隔离，更不可能仅仅是为了惩戒罪犯，而是要探求如何教育他们，具体通过哪些途径可以让他们悔过自新，并通过在行刑场所服刑期间，习得一技之长，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为复归社会做好充分的准备，为未来能够自食其力打下基础。对于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的目的更是如此。因此，相关制度设计与警戒程度的安排也都应当追求如何更好地使其养成良好的品性，习得一技之长。可见，对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的目的即在于有利其复归社会。 　　二、未成年犯教育制度的创新发展 　　一个国家的繁荣依赖于教育的发展， 因此，世界各国无不特别注重教育。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教育是公民的一项权利，同时也是公民的一项义务。为了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与义务的履行，我国还制定了相关法律。如1995年起实施的《教育法》、1986年通过2006年修订的《义务教育法》、1999年施行的《高等教育法》等等。未成年犯作为一类特殊群体，当然也是教育权的享有者，但对他们的教育基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又有特别的安排。 　　我国《监狱法》第75条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年犯的教育主要包括文化教育、思想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文化教育是基础，提高文化素养对于人的品性的养成具有重要作用。思想教育是根本，但思想教育不能空泛，一定要与文化教育及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未成年犯的犯罪行为发生具有犯罪学的共性， 如基于其自身的辨识能力与控制能力较弱，加之好逸恶劳，易实施财产型犯罪，但也有很多出于其特殊年龄阶段的生理发育特点而实施的犯罪行为，如故意伤害、强奸等。因此，对于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就必须与他们自身的年龄特点、犯罪发生的原因等相结合，有的放矢。就当前我国未成年犯的教育现状而言，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未成年犯文化教育的创新 　　之所以要特别强调未成年犯的文化教育，原因有二：其一，基于我国《义务教育法》的规定。2006年6月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增加了一条即该法第21条规定：对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犯和被采取强制性措施的未成年人应当进行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人民政府予以保障;其二，基于矫正未成年犯实践状况之需与未成年犯文化教育的调查显示，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者普遍文化教育水平偏低，如某省未成年犯教育状况调查表明， 小学及以下学历占50%， 初中以下学历占75%。因此，为了改造未成年犯，控制其再犯，迫切需要从教育层面入手。 　　同时，基于矫正当下未管所对未成年犯基础文化教育投入不足的实然状况，我们提出将未成年犯的义务教育纳入当地基础教育统一管理范畴，包括主课教师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