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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化论述 　　一、引言 　　逮捕作为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直接关系到被追诉人的人身自由权利。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逮捕与羁押未做明确区分，导致批准逮捕即意味着对被追诉人羁押的开始，对其人身自由的剥夺通常会延续整个办案期间。长期以来，逮捕率居高不下及羁押的随意性严重阻碍了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实现。作为仅次于生命的权益，在审前程序中，没有什么比犯罪嫌疑人的自由权利更为宝贵，对其不当逮捕( 错误逮捕及不必要逮捕) 会造成一系列恶果。 　　一方面，不当逮捕会使犯罪嫌疑人以辩护权为核心的一系列诉讼权利遭受不利影响，使其错失审前辩护的最佳时机; 另一方面，不当逮捕亦会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造成直接影响，受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关系及内部考评机制的影响，在审判程序中，法官通常会顾及到侦查、检察两家的情面，按照逮捕的罪名和实际羁押的时间定罪量刑，导致罪轻乃至无罪的被告人受到重判甚至错判，冤错案件由此发生，这一现象被概括为“逮捕中心主义”。 　　“逮捕中心主义”是“侦查中心主义”在逮捕制度中的集中表现，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审查逮捕程序的行政化，同时，审查逮捕的行政化加剧了侦查中心主义的蔓延。审查逮捕作为检察机关一项重要的职权活动，其立法的程序设计带有浓重的行政化色彩，主要表现为: 其一，审查主体缺乏中立性，检察官受到侦查或公诉活动较多的影响及钳制; 其二，审查内容的片面性，审查逮捕主要根据侦查机关提供的材料和意见，辩护律师缺乏有效参与; 其三，审查过程的形式化，缺乏对逮捕要件相关事实的证明活动，片面相信侦查机关的报捕意见; 其四，审查结论的不可救济性，当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时，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 　　2012 年《刑事诉讼法》对上述问题有所改进，使审查逮捕程序逐步呈现出准诉讼化的特征: 一是强化了审查逮捕中的辩方参与。《刑事诉讼法》第86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对于具有法定情节的，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同时，审查逮捕过程中可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在司法实践中，面见犯罪嫌疑人制度贯彻得比较到位，一些地方已经做到检察官会见每个犯罪嫌疑人。二是注重对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考察，以减少不必要的羁押。《刑事诉讼法》第79 条对逮捕条件进行了细化，列举了五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情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新近发布的《关于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试行) 》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危险性审查的方法。三是对重大或有社会影响的案件，一些检察机关尝试采用听证的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外，《刑事诉讼法》第93 条确立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为被追诉人提供了一定的救济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不必要的羁押。上述制度及实践都为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化改造奠定了可行性基础。在笔者看来，审查逮捕不应是行政化的审批活动，而应是审前的程序性裁判活动。它由侦查机关提出提请批捕的正式请求，由中立的检察机关作为裁判方主持，在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等诉讼参与人的共同参加下，解决关涉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重大程序性问题。因此，审查逮捕应以裁判为中心进行诉讼化建构，而以裁判为中心恰恰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应有之意和逻辑延展。 　　首先，逮捕所决定的人身自由是犯罪嫌疑人的一项基本权利，非经司法审查不得被随意剥夺。以审判为中心的本质是以被追诉人人权保障为重心。以审判为中心不仅要求被告人有罪的判决只能由法院经由庭审活动做出，对于事实、证据的认定及对法律的适用等意见应接受庭审活动的检验; 同时也要求对关涉被追诉人基本权利的强制性措施的采用接受司法审查，由法院或中立的裁判方做出最终裁决。 　　其次，审查逮捕的诉讼化是审判中心下完善诉讼结构的必然要求。以审判为中心就是要完善诉讼化刑事程序，特别是改造审前程序。区别于侦查中心下的行政治罪模式，审判中心要求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有效参与，为被告人提供司法救济和保障。为此需建构控辩裁的三方结构，在中立裁判方的主持下，保证控辩双方平等的参与及对抗; 同时，采用听证的方式，通过完备的权利保障及程序安排，保证控辩双方以公开、理性的方式共同参与，并尽可能发挥其对裁判权的影响。最后，审查逮捕应以证明活动为支撑。审查逮捕作为程序性裁判活动，必须有程序性证明活动为依托，即由侦查机关对支持逮捕理由的各项事实进行证明，由此也必然带动侦查机关对案件事实及社会危险性事实的重视及收集。 　　这一思路完全契合审判中心对证据的要求，即强调以证据为核心进行裁判。刑事程序的诉讼化( 亦称司法化) ，主要是依照诉讼的特有规律实现对程序的设计，表现为控辩双方充分平等的参与以及裁判者的中立性，以区别于行政化的决定模式。对于构建以裁判为核心的诉讼化审查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