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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的理性判断与国际法分析 　　一、引论 　　从宏观上讲，即使认为国际法具有软弱性以及依附性的典型特征从而轻视国际法作用的现实主义大师们也认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国家都遵守了国际法。但特定的时间点，国家却可能违反某一个甚至若干国际法律原则或规则，这也是诸如WTO 争端解决机制、国际法院等运转繁忙的原因之一。为什么在整体上，当代国际法与国家利益是协调的，但在具体方面却不乏国家违反国际法具体原则或规则的案例呢? 这就要从单位层次分析的视角，通过国家的国内系统层面看待这个问题。 　　从单位层次的角度看，国际法是如何与国家利益联结在一起呢? 即哪一个因素扮演着中间的桥梁中介之作用? 这个因素就是国家的外交政策。在国家政治话语中，“国家利益”这一概念被普遍运用到两个独立但相关的领域: 一方面，它作为一种辩护、反对或提出外交政策的手段，常被用来塑造政治行为。另一方面，它常被国际关系学者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用于描述、解释和评估外交政策的充分性。这两种运用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领域，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对国家最好的。实际上，外交或外交政策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需要运用一套特定的技巧、工具、程序、方法、规范以及规则，以协调和缓和国家间对话，从而优化国际关系的内容和质量，包括变革与管理。外交政策是作为一种处理国际问题与国内系统衔接的方法，它是国家的对外行为手段，而不是结果，也因此被视为实施国家在国际社会行动的工具之一。如果按照传统的“自上而下”或“从外至内”的分析路径，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外交政策往往受到国际法规定的权利义务以及法律责任等条款的约束; 但如果我们选择“从内至外”或“自下而上”的反传统的分析路径，我们又会发现，国家对待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的态度与方案，受到国内系统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从宽泛意义上理解，国家在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上的态度，包括接受、遵守以及行动选择等，构成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因此，后者应该包括在前者范围内。 而且，在当代世界，虽然国家之间对于军备约束、预防战争等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没有像冷战时期那样剑拔弩张，大规模之间的战争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争已经难以想象，但恐怖主义、毒品犯罪、反腐败、金融监管、反洗钱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却越来越成为困扰各国的难题，成为外交政策的新重点。而外交政策中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工具像国际立法与国际法的遵守和执行那样变得如此重要。如今，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问题上，国际合作以及相关立法、法律的执行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核心作用。 　　从整体上看，在当代社会，作为整体的国际法或国际法体系与各国的国家利益是吻合的，但放到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以及具体的国家利益，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可能变得复杂多样。实际上，国家利益的准确定位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依赖于政策制定者的理性判断。政策制定者的这种理性判断在实践中会体现为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等外交偏爱。这种理性判断可能会随着情势而变更，也意味着政策制定者不能犯错，即理性的程度要足够高，但无论哪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制定者，都没办法完全避免这种问题。而这些问题，都跟国际法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理性判断下外交政策的偏好分野与国家在国际法上的选择:以美国的外交实践为例 　　毋庸置疑，对于实行专制制度的国家，外交政策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领导人的主观判断与意志兴趣，甚至性格特点、生理疾病等。而按照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其具体决策总是由选举中胜出的党派的代表所做出，这些代表政府决策的个人或群体，对国家利益的定位与外交政策上的行动选择，都有着自己的理性判断与偏爱。换句话说，无论设计如何精美与完善的程序，都无法摆脱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的主观色彩。典型如政策制定者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对单边主义或多边主义的选择，就跟他们对国家利益的主观判断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深刻影响着国家对待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的态度与行动选择。 　　例如，美国孤立主义外交传统容易导致其在国际法问题上走单边主义路线，而国际主义外交传统让其在国际法问题上偏向多边主义路线。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民主党组建的政府更偏好多边主义，无论是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以及国际联盟的成立，还是二战后国际秩序与国际法律体系的重构，都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包括伍德罗·威尔逊与富林克林·罗斯福的“国际主义”以及多边主义的外交偏爱密不可分。20 世纪90 年代在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多边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这突出表现在国际贸易自由化、禁止核试验、推动气候环保合作乃至发展中美关系等领域。其中，包括1994 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与1995 年WTO 成立，1996 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谈判结束并签署该条约， 1998 年11 月签署《京都议定书》，以及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