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西周一体多元民族格局的演进与特点分析.docVIP

夏、商、西周一体多元民族格局的演进与特点分析 　　自1901年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忽忽百年，国族建构仍在进行之中。① 1939年2月，顾颉刚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发表名文《中华民族是一个》，费孝通随即撰文《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予以全面回应，由此造成国族建设路径的两端，即顾文着重之一体与费文强调之多元。② 此后，围绕中华民族的建构路径，产生一系列的讨论，但影响最大者仍是费孝通于1988年提出的多元一体理论。多元一体理论是费孝通对20世纪30年代末那场争论的再思考，是“民族识别”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综合。它的提出，构成我们今天继续探讨国族建构的基础。 　　费孝通认为，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标志是汉族出现，因此该格局的酝酿不能早于春秋战国之时。③这种观点与史学界关于封建社会诞生、统一国家形成以及民族关系主要类型出现所指向的时间节点是一致的。④ 然而，中华民族的演进有其自身的逻辑，它“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⑤ 这个“独特的社会条件”，不是单由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规定的;它之所以被称为“独特的民族”，因为它不仅仅是社会经济一体化的副产品。中华民族的独特逻辑在于政治早熟，即使在社会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之时，政治意志仍要求克服多元而趋于一体。这里的多元和一体，并不固指野蛮与文明，贫弱与富强，边疆与中原，游牧与农耕等。在不同历史时期，多元和一体的指向不断变化，唯其背后的机理保持不变：即一与多的新陈代谢，以及基于政治早熟的一体对多元的不断克服。在这个意义上，重新梳理先秦一体多元格局仍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因为恰是在夏、商、西周这样社会经济一体化程度低下的时期，我们才能看清楚早熟的政治如何推动一体多元格局演进并赋予其特点。① 　　一、在多元中震荡：夷夏东西之争 　　炎黄夷联盟原是为了对付黎苗系的进攻，随着黎苗的衰退，北方部族的联盟需求逐渐消失，为维系和扩大联盟，部族联盟首领的人选从黄帝嫡系后裔扩展到外族。帝禹时，既是黎苗最终屈服，也是部族联盟首领人选向夷族扩展的时代。夷族最有名望的政治家是皋陶，其次是益。《史记·五帝本纪》说：“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益主虞，山泽辟。”②皋陶和益在舜时已是重要政治人物，和禹共同辅佐帝舜。皋陶的实力不如禹，但禹之后，皋陶便是联盟首领的第一人选。“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可惜皋陶早死。禹退而求其次，推举益为继承人，“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史记·夏本纪》)③，于是禅让制就在夏启手中破坏了。 　　至此，炎黄夷系联盟正式瓦解，面向黎苗的南北之争转为夷夏东西之争。这个斗争贯穿夏、商两代，实际上是炎黄夷系一体化机制瓦解后，诸族争夺霸权的内部斗争。随着禅让制的衰退，中原亟需新的机制进行整合。夏后氏就是在与东夷的反复较量中诞生、壮大和消灭的。 　　夏启践位引发东夷不满，他被迫放弃离东夷较近的阳翟，西迁至大夏，建都安邑。首先起来反对夏启的是有扈氏。有扈氏与夏启同宗，因不满夏启破坏禅让制度，起兵攻夏，兵败族灭。《史记·夏本纪》载：“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④ 　　随后起而与夏争霸的是有穷氏。有穷氏是东夷的一支，其首领即后羿。后羿之时，夏后太康无道，发生武观之乱，后羿乘机西向，一举攻陷夏都。《左传·襄公四年》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⑤ 　　后羿是上古武功卓著的英雄，但用人失察，他所信任的寒浞是一个“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的阴谋家。羿的政权被寒浞篡夺，羿自身也落得“家众杀而烹之”的下场(《左传·襄公四年》)。⑥ 寒浞出身东夷的伯明氏，他对夏后嗣进行追杀，夏后相因此被杀。相的遗腹子少康任用夏臣靡，联络夏后旧族，“收斟寻两国余烬，杀寒浞，灭浇于过”(《史记·夏本纪》)，⑦从而取得少康中兴的局面。然而夏后氏和有穷氏的斗争一直延续到少康的儿子杼，“后杼灭豷于戈”(《史记·夏本纪》)，⑧夏后氏才最终战胜有穷氏，重新树立霸主的地位。 　　帝杼是中兴夏后氏的重要人物。据说他改良了甲兵，《世本·帝系》曰：“杼作矛。”⑨他又向东扩展，使很多东夷部族臣服于夏，《国语·鲁语》云：“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瑏瑠从帝杼开始，夏的统治趋于稳固。帝泄时东夷部族受夏爵命。由夏启所夺取的帝位，至此才为东夷承认。帝胤甲之后，夏后复衰，东夷的一支商在东方强盛起来，夏不敢向东方竞争，终于为商汤所灭。可见，自启至桀，夏后氏一直在东西之争的背景中生存，“夏都经常迁移，或东进或西退，说明姒姓势力与东方夷族势力的消长。”①夏代是中国古代有史可考的第一个朝代，也是一个不稳定的王朝。如上所述，夏后氏在中原地区的优势是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