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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的荣辱传统 　　荣辱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就是怎样看待荣与辱，以怎样做事、做什么样的事为荣，以怎样做事情、做什么样的事为耻，是人们在依据一定的思想道德标准进行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关于荣辱观念的总和，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价值追求和思想导向。即光荣、荣誉，是指人的道德行为受到社会的肯定和赞誉及人对于这种赞誉的追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上的自豪感和满足感;“辱”即耻辱，是指人的行为受到社会的否定和谴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上的的羞耻感、愧疚感。“荣”与“辱’夕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荣辱观的基本内容，体现了社会道德的基本价值要求。 　　客家民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注重伦理道德的民系，千年的形成发展过程积淀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在源远流长的客家优良传统中，有着关于荣辱问题的丰富的思想资源。认真分析客家优良传统中的荣辱观，探讨其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在关联，对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舍生取义、爱国爱乡”的荣誉意识 　　客家先民是中原华胄，他们来自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受到儒学文化熏陶，崇尚忠诚正义，反对压迫，义不帝秦，同仇敌汽。客家先民的几次大规模南迁，都是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因而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极为敏感，特别关心。他们灵魂深处蕴涵不妥协、不受辱、不甘被奴役的反抗精神。因而，与汉民族其他民系相比，客家人忧国忧民、爱国爱乡情h}显得特别强烈，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崇尚正义，在国家有难、在邪恶、黑暗而前，客家人的坚韧不拔演化为一腔正气，舍生取义、忧国忘家，不怕牺牲、赴汤蹈火。美国传教士良贝尔在1912年英国长老会和美国浸信会在汕头举行关于宗教的会议上就客家问题报告了他的研究成果。他在报告中高度褒扬了客家优秀的“种族特性’夕及其“民族革命’夕传统，指出“客家人比城里人勇敢，富有特立独行的气概，渴爱白由，普通山居的民族大都如此，客家人也是如此。良贝尔还认为客家优秀的“种族特性”及其“民族革命’夕传统，是由他们的祖源地文化和迁徙历程以及其他“种种经历’夕养成的，故而成为“中华民族里最显著、最坚强有力的一派，他们的南迁是不顾屈辱于异族的统治，由于他们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所以养成他们爱国爱种族的爱国心理，同仇敌汽的精神……”，并且预言客家必将对“中华民族的奋发和进步’夕作出更大的贡献。日本人山口县造《客家与中国革命》高度赞扬客家人，认为“他们原有一种自信与自傲之气，使其能自北方胡骑之下，迁至南方，因此，他们的爱国心，比任何一族为强，是永远不会被征服的……翻开数百年之中国历史，没有一次政治变动，是与客家人无关的”。客家诗人黄遵宪在《赠梁任父同年》一诗中写到:“寸寸山河寸寸安，伶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夕便是这种爱国精神的最好表达。在客家先民从第一次迁徙开始，近千年的历史中，客家社会涌现出不少舍生取义、忧国忧民、爱国爱乡的民族英雄。如南宋末的爱国英雄文天祥，他是江西客家人，起兵勤王所率之队伍多是粤赣边区的客家人。明末东莞客家人袁崇焕为抗清护明，竭尽忠心;清中叶发动太平天国革命的洪秀全及其部将，大部分为客家人。当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之时，台湾客家人以爱国爱家乡深明大义的文化意识，与日本殖民者进行了长期不屈不饶的斗争，在最初的反割台斗争中，客家人士唐景秘、刘永福、丘逢甲、徐攘等率其部属以鲜血保卫着家园，以至“每一次战斗都打得日军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使日军闻风丧胆，每迈出一步都付出沉重的代价”。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是客家后裔，其助手廖仲恺，邓仲元，姚雨平则是客家人，北伐名将叶挺，张发奎，抗日战争中十九路军将领蔡廷楷，国民党抗日烈士谢晋元，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将领朱德，叶剑英，刘亚楼，萧华等，都是客家人氏，他们在历次革命斗争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爱乡民族意识，成为客家人的杰出代表。客家人强烈的爱国爱乡观念，不仅反映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客家人身上，而且更体现在千千万万留居海外的客家人身上。这些侨居海外的客家人，一往情深的眷恋祖国家乡，他们深切地关心祖居地故土的社会发展和家乡建设，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客家人不仅从物资上援助抗日救亡运动，而且大批返国去重庆、延安参加抗日活动，同时还大力支持祖国的建设事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奔走呼号，贡献力量。改革开放，他们为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局而，慷慨解囊出资赞助家乡的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体现出游子的爱国爱乡情怀。在历史的风云中，客家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达对民族的挚爱，显示出了强烈的爱国爱家情感。 　　二、“教之耻为先”的耻感文化 　　如果说荣誉是人走向成功、辉煌和高尚的航标，那么耻辱就是人远离禽兽、堕落和卑鄙的底线。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