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视域下的“新革命史”研究分析.docVIP

学术史视域下的“新革命史”研究分析 　　从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提出“史学革命”以来，史学理论的创新和史学研究范式的更新，一直都是一代又一代史学工作者努力探求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客观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史学研究焕发了勃勃生机。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摆脱了单一的阶级分析范式，各种新研究范式或流派不断涌现，并长期共存、和谐发展。当然，学风以及学术规范层面的问题，则另当别论。比如，在阶级分析范式(实际上，革命史范式亦可以包含在内)独步史坛的局面结束之后，逐渐出现了社会史范式、文化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区域史范式、城市史范式、乡村史范式等各种研究范式并存，且各有千秋、异彩纷呈的喜人景象，加之国外的各种史学理论，如计量史学、生态环境史学、心理史学、性别史、身体史、媒体史等的引进和应用，有力地促进了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在各研究范式内部又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新的发展和突破，比如，在社会史范式内出现了医疗社会史、乡村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等新的分支;又如，在文化史范式内也出现了新文化史和社会文化史等新的分支等，不一而足。 　　然而，在上述研究范式或流派不断推陈出新的良好的学术环境中，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理论建设却举步维艰，一直都难以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应该承认，这种局面与中共党史学科的尴尬定位有密切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共党史学的学科属性一直存有很大的争议，目前虽然大家越来越趋向于将其归入中国历史这一学科，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比如在图书分类、课题申报等多个方面，其学科属性事实上仍然存在属于政治学、还是属于历史学等学科之争。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建设可谓先大不足，学科理论建设在前，资料整理严重滞后，似乎自成一系，实则包含在革命史研究范式之中，在具体研究方法上缺乏独立性和系统性。亦即，由于中共党史学没有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理论体系，不能体现本学科的特性或特色。针对这种状况，1990年代以来，张静如等专家学者陆续开始进行反思，提出借鉴新的研究范式进行具体问题的探讨，以创新中共党史研究的一系列观点和主张。张静如还亲自探索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等专门探讨中共党史学学科理论建设基本问题的重要论著。然而，张静如也深知，《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还不能代替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不能直接视为中共党史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因此，他又对如何探索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提出了若干指导性意见，如以现代社会史、社会进化、社会心理为基础深入研究中共党史等。然而，由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多年来在这方面的探索一直后续乏人，学者大多都视为畏途，进而回避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在此种局面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金铮先生不畏艰难，勇于进取，提出并成功运用“新革命史”研究范式，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就，引领“新革命史”研究范式悄然兴起。 　　那么，何谓“新革命史”，其与传统革命史是怎样一个关系呢?如果要下一个定义的话，那就是“新革命史”是与传统革命史相对而言的，但二者之间并非相互否定的颠覆式关系，“新革命史”是在汲取传统革命史研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对中共革命史研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具体来说，就是通过采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来改进传统革命史的书写方式，比如采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以及注重中共革命史与中国“大乡村史”的连接，等等。简言之，“新革命史”就是将中共革命史和现代乡村史结合起来，从革命和社会、国家政权和民间社会双重互动的视角，用社会史、心态史学、计量史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重新探讨中共革命取得成功的艰难曲折的复杂历程。传统革命史研究范式在整体和宏观研究上，特别是重大问题的研究上，仍然有其独特优势，绝不能够视为昨日黄花。 　　当然，任何有别于传统革命史观的研究，也都有其新意，像“新革命史”研究范式一样，都是有益的探索，史学界应该给予大力支持和鼓励。譬如，以往由于长期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中共革命史研究中存在一些有意无意地人为歪曲历史事实和真相的错误倾向和不良现象，虽然经过拨乱反正，但是其不良影响仍然难以消除。近年来，一批学者如杨奎松、沈志华、高华等先生大胆开拓，不断创新，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中共党史上一系列重要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和思考，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新革命史”只是从另一个视角试图对革命史研究进行突破和创新。所以，此“新”与以往学者矫正史实认识错误之“新”在内涵上是不同的，在研究方法上也不冲突。尤其应该加以说明的是，“新革命史”并不完全是针对中共革命史，而是针对整个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只不过是更多地以中共革命史作为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