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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节用思想价值的现代诠释分析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发展在经历工业化大发展和物质生活大繁荣的同时，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矿产资源过度开发等一系列的挑战。当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各地经济建设强烈要求区域经济发展转型升级。面临漫天“雾霆”和资源环境等多重约束因素，国家提出了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建设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的和谐社会发展目标，要求人们必须逐渐养成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因而，对墨子节用思想的深度发掘与有效传承，就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又“节用”思想是墨子经济思想中治理国家贫困的基本主张，庄子与荀子对此都有认同与褒扬。司马谈说:“要日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讲，墨家“贵俭……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节用”思想是墨子经济思想的理论起点，在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节用思想重新评估与转化，力求用现代诠释学考虑其价值诉求，以便对墨子节用思想进行深度发掘与有效传承。 　　一、研究概况 　　首先，学界前贤对墨子节用思想的研究成果与权威阐释有颇多论点，以《十家论墨》为例。第一类是梁启超《墨子学案》(1921)第三章“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用经济学原字“economy”训话“节用”以统摄“节葬”和“非乐”，认为“墨子经济学”公例一“讲消费”，即“以自苦为极、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公例二讲“生产”，即“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公例三讲“劳力”本位，即“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公例四要“分劳”，即“各从事其所能”;公例五得“贵时”，即“以时生财，财不足则反之时”;公例六看“人口”，即“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公例七讲“分配”，即“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其“实利主义”“范围太窄”，而只顾“积极的实利”，无视“消极的实利”，强调“义务生活”，而缺乏“趣味生活”。第二类是王桐龄蠕墨之异同(1923)第八章“结论”认为“墨家之经济学说”是“计较生利分利两者之多寡”，经济观念“以劳力为独一无二之生产要素”，“主张增加人口，讲求卫生，爱惜时日”，经济政策“多从积极方面着想”。伍非百《墨子大义述》(1933)“绪论”说“奢者多欲，不节其欲则费。费则天下有受其不足者，故节用生焉”，用“节葬”反对“厚葬”,“久服”和“非乐”反对“耳目”纵乐、“声色”极好。方授楚《墨学源流》(1937)上卷第五章第四部分讲“墨子之经济学说”而立足“物质生字胃，其方法在节用，而其目标则在利”，把梁氏公例二至七归为“生产方面”，却把“节葬”,“非乐”和衣食住行等归为“消费方面”。第三类是郭沫若《奴隶制时代》(195力“墨子节葬不非殉”部分，指出节用主张反对“物殉”浪费而赞成“自意识”,‘道义感”人殉;任继愈《墨子与墨家》(1956)第五章“非乐、非命、节用、节葬’;《杜国库文集》“论墨子”指出“节用和节葬”，主张“治国家贫穷”，与“非乐”合为消极、时效的“经济政策”，原则是“去无用之费”;严灵峰《墨子简编》(1968)第五部分“墨子的思想体系及其功利主义”归为“本”、“末”二类“非命、非乐、节用、节葬”是“治末的理论系统”，除“非命”外都为“功利主义”一环，而基本原则是“节俭”，以此讲解“节用”四法、“节葬”二术、“非乐”主张。詹剑锋《墨子的哲学与科学》(1981)第四章“墨子的政治学说”也有涉及，但他主要阐述“兼爱，尚同”思想的统贯作用与历史意义。第四类是蔡尚思讲“兼爱、非命主义化的经济思想-打破亲疏、贫富不平等的‘余力相劳、余财相分’和主张《节用》、《节葬》、《非乐》、《非命》”，认为其“经济思想”是“加紧生产，节省消费，自动互助”，归纳为生产、消费、分配三方面，指出“为圣之道”在“三相”、“贫富不均是乱因”、“经济决定道德”和“早婚多生育”。 　　其次，考察新著。一是《墨学研究》，第三编第二章“墨子的经济思想”阐述“生产观”.“消费观”和“认识的价值规律”。墨子节用思想论述集中在“消费观”，其补充体恤民众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氏度消耗资源与适度消费”的“可持续发展”内容，并未展开它内蕴的价值诉求与外现的功能操作。二是《墨学与当代社会》，该书第八章“节用节葬与当代消费观”分三议题，即“节用论”、“节葬论”和“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节用内涵理解与前述大体相同，“古者圣王节用”在“住、穿、吃、行”方面做表率，从“衣、食、住、行”以及蓄私等方面揭露，“当今之主奢靡”，其“消费包括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节葬论”为其辩护没违背“仁孝”与圣王原则，“儒墨论争”要点针对“厚葬久丧”旧习，并从先秦前后类似说法、做法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