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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移民语言研究的现状及问题存在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人口迁移已然成为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截止2014 年底，中国流动人口总数为2. 53 亿，年均增长率达3. 39%。人口的迁移使不同地域、阶层、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大中城市聚集，进而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特有的社会群体。他们的语言态度、语言能力、语言接触和语言认同等一系列有关语言的问题，直接反映了这类群体与整个城市诸多方面的联系。从动态的社会语言学视角来研究城市新移民的语言生活状况，可以真实地了解他们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和身份认同。本文基于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三大文献数据库已发表的国内期刊论文和硕博论( 2001-2015 年) ，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三个角度综合分析城市新移民的语言问题，还原这一群体真实的用语现状，找寻城市化进程中新移民语言变化发展的规律，揭示当前城市新移民语言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一、城市新移民语言研究对象 　　( 一) 语言研究人群所谓“城市新移民”，是指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途径实现自我或家庭的区域性迁移，已在移居城市中获得相当稳定的工作和住所，并具有定居意愿的流动群体。周大鸣将之分为四种类型的移民: 劳工型、智力型、投资型( 或经营型) 和政策型。劳工型移民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大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制造、商贸、流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打工，以出卖体力为主，工作不稳定，社会认可度低。智力型移民是指受过高等教育，在迁入地城市主要从事脑力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如白领阶层、技术人员和研究型人员。投资型( 或经营型) 移民是指打工者的部分人群通过进城务工完成资本积累，在城市经营某种生意的商户或民营企业主等群体，如小商贩、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主。城市新移民涵盖了从工程师、白领，到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再到产业工人、散工等不同族群。 　　在被检索出的87 篇相关文献中，对劳工型移民的语言研究比例最大，共68 篇占78. 1%，以夏历和刘玉屏为代表，主要研究2007-2010 年期间北京、南京、义乌等地的农民工群体语言使用状况和语言行为的再社会化。其次是对新移民整个群体的研究，共15 篇占17. 2%，最具代表性是雷红波的博士论文，他对上海新移民群体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初级白领、商业服务业者等不同阶层进行了语言使用、能力、习得和态度的社会调查; 葛俊丽分别对杭州白领移民和非白领移民进行了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的调研。但针对纯粹智力型和投资型移民的研究只有4 篇，分别来自张晶晶、郭庆、张先亮和贾晓蕾以及汪小艳的论文。另外，贾晓蕾在论文中部分内容分析了义乌言语社区中的外国商人群体。确切地说，该类论文只有4. 5 篇。 　　显然，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所关注的焦点大都聚集在劳工型移民。截至2014 年，我国狭义农民工( 即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 数量为1. 7亿，占流动总人口的67%。同时，由于工作生存、生活状况、权益保障和子女就读等问题，城市社会对他们的漠视导致在迁入地城市缺失各种话语权: 自生性、信息贫乏性、制度缺陷性和文化垄断性等失语。再者，因为受自身语言能力和所受教育程度影响，其语言问题已成为融城的障碍。因此，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关注远甚于对智力型和投资型移民。然而，后两者虽因具有一定资本或者知识技能而容易获得较高社会认同，但同样在心理、文化、经济等方面存在着社会融合、语言适应和身份重塑的困境。因此，研究这两类人群的语言现状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 二) 语言研究迁入地 　　城市新移民所迁入的城市大致分为四个区域: 长江三角洲( 53 篇论文) 、珠江三角洲( 34篇) 、环渤海工业区( 25 篇) 和中西部( 15 篇) 。说明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是新移民的主要动力，大部分城市新移民认同的核心要素是财富观，因此他们会选择经济发达的城市去谋生，例如北京( 18 篇) 、南京( 11 篇) 、义乌( 9 篇) 和上海( 8篇) 。北京和上海在中国的地位勿容置疑，南京除了经济发达，从2003 年起南京大学每年召开“城市语言调查学术研讨会”，2007 年成立了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因此有一批实力雄厚的学术团队对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南京的语言状况进行调研。义乌是浙江中部快速崛起的一座商贸城市， 2012 年底流动人口为159. 5 万，约为常住人口的两倍，吸引着成千上万外商和少数民族，其高密度的人口流动和复杂多样的流动人口一直吸引着不少学者。 　　二、城市新移民语言研究内容 　　( 一) 语言态度与语言使用 　　语言态度是指个人对某种语体的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包括对语言的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途等看法。研究表明，新移民普遍对普通话存在较高的情感、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