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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本质特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高度评价我国法治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研究了新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问题，指出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法治发展历程 　　政党，执掌国家政权，基本目标就是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不同国家，由于政治制度尤其是政党制度的不同，在民主和法治的条件下，政党依法执掌政权、依法实施对国家和社会领导的过程和特点具有很大不同。在中国，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依法治国是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和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环境和历史任务不同，党的法治思想也有所不同，法治经历曲折的发展历程，因此党以国家意志表现的法律在不同时期就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总体上看，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在国家中独特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道路具有独特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党，党在国家中的地位以及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草创初期，由于废除了国民党“六法全书”，实施解放区司法原则，加之对法律认识不足，故未创制较完备的法律，故而法律基础比较薄弱。由于旧中国遗留下的民主革命任务的复杂性，如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地改革等，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就决定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仅仅依靠法律来解决问题、治理国家，“只能根据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规定一些临时的纲领性的法律。在这个时期，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因此，党的领导方式依然沿用战争时期的“一元化”领导方式，主要靠政策而不是靠法律来治理国家。毛泽东曾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文谁记得住?宪法是我制定参加的，我也记不得”。刘少奇也曾指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治只是作为办事的参考。” 　　1953年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制定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实施，国家逐步界定社会建设任务和革命任务的性质，对法律作用的认识有所提高，认识到不仅要按政策办事，也要依靠法律办事。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实施，我国的法制建设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也为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提供法律基础。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毛泽东不仅主持了宪法的起草工作，而且对宪法的内容作了一系列的论述，强调宪法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我们过去办事依靠方针、政策、纲领，是完全对的，是适合实际情况的。目前，我们已经颁布了宪法，如再按过去那样办事就不够了。必须加强法制，完备我们的法律，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党的八大也对党的领导和建设完备的法律进行了新的调整。但是八大关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转变的主张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贯彻，1957年以后反右倾扩大化，以及“大跃进”等群众性运动，削弱了法律的权威，限制了法律的作用，这种沿用革命时期和新中国初期领导方式的做法，以政策代替法律，以群众运动冲击法律秩序，必然导致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混乱，在“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下，以致出现“文化大革命”的局面，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们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对法制建设有了新的认识，逐步扭转了过去依靠政策而不是法律来治国的局面。邓小平一直强调改善党的领导，明确指出:“以后，党委领导的作用第一条就是应该保证法律生效、有效。没有立法以前，只能按政策办事;法立了以后，就要坚决按法律办事。”此后，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十分重视法治建设，妥善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党的十二大首次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写入了党章。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