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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下的“卫生”困境与突破探析 　　19 世纪后半期至20 世纪20 年代是美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历史阶段，由此推动了美国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巨大转型。但是，城市文明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巨变在加速美国崛起步伐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其中以关乎民众生命安危和生活品质的卫生问题尤为突出。面对城市化加速，城市环境恶化，传染病威胁与日俱增，社会大众的改革呼声日渐强烈，最终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城市卫生改革运动。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重大历史问题。国外学者或立足长时段的区域性视角，在展现个别城市公共卫生发展历程时，论及19 世纪后半期的城市卫生改革①;或从城市环境治理、疫病防治、食品药品管理等角度分别阐述这场改革的价值①。尽管成果颇丰，然而缺乏宏观性的整体考察，研究视野和问题意识受到很大局限。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未展开系统研究②。因此本文围绕城市公共卫生改革的背景、前奏、内容和影响等，力图全面、客观地阐释这场改革的整体脉络，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同时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大众卫生”问题提供些许启示。 　　一、城市化进程中的“卫生”困境 　　随着19 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深入进行，美国迎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高潮。联邦政府的人口统计显示，1860 年至1900 年城市化率由20% 猛增至40%，这意味着每十年城市人口增长至少为29%，其增长速度令人瞠目③。与传统社会人口分布和社会经济活动呈高度分散化的格局不同， 19 世纪后半期美国社会经历着人口等生产要素向城市区域的高速聚集。过快的城市人口增长，带来了一系列城市问题，无形中为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提供了有利条件。 　　快速城市化阶段，在城市经济的强劲推动下，人口密集流动，相互接触更加频繁。特别是19 世纪美国交通运输经历了从“运河、汽船到修建横贯大陆铁路”的重大变革，更增加了传染源( 即病原体携带者) 流入不同城市空间的可能性，以及城市居民暴露于病毒下的危险。“天花”曾对美洲早期历史产生重要影响。18 世纪以来“接种”等防疫措施的推广曾一度让这种传染病淡出美国公众恐惧的视野。然而， 19 世纪下半期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增加了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为“天花”回潮创造了便利。1871 年至1875 年纽约平均每年都有上百人死于天花， 1875 年的死亡人数竟达到1280 人④。到19世纪后半期，城市人口膨胀以及短期内人口大规模流动增加了城市吸纳疫病传染源的几率，天花、黄热病和霍乱等疫病接连暴发。社会公众对公共卫生防疫及检疫机制产生了强烈不满，并发出了对卫生改革的呼唤。 　　另外，快速城市化造成的卫生环境恶化还为传染病传播提供了天然媒介。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病原体被传染源排出后需要寄生在一定的外界环境里，直至寻找到新的宿主。19 世纪后期过快的城市化进程，使城市环境承载能力迅速下降，期间出现的各种生活、生产污染为病原体营造出绝佳的寄存场所，从而为传染病大规模暴发埋下隐患。19 世纪人们普遍认为水体可以净化一切污秽，而水源污染并未引起大众警觉，城市有时甚至责令居民将粪秽等生活垃圾直接倾入河中⑤。面对人口激增产生的巨大用水需求，很多城市遭遇了水资源短缺的困境。工业重镇芝加哥直到1840 年仍然没有完备的供水系统。全市仅有的一家供水公司只能满足城市东南一隅的日常需求，近4 /5 的地区直接从受到污染的芝加哥河中汲取生活用水。由于用水紧张，各种生活污秽很难通过下水道冲刷至排污口外，作为城市重要卫生设施的下水道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生活用水污染成为诱发多种传染性疾病的重要因素。另外，固体废弃物等主要污染物的增加使城市街道的卫生状况急剧恶化。当时美国城镇居民仍然延续着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将垃圾直接倾倒在街道的习惯，垃圾收集和处理被看做居民的个人事务，甚至连首都华盛顿也未能幸免。“19 世纪60 年代末，华盛顿街道堆满了居民肆意倾倒的生活垃圾，一幅肮脏不堪，臭气熏天的景象。老鼠、蟑螂寄生于大部分住宅，就连白宫也不例外。”①除生活污染外，城市环境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化造成的生产污染。以钢铁、纺织及化学工厂为例，这些产业生产过程需要大量水源，因而其选址通常位于水源丰沛的匹兹堡、克利夫兰等沿河城市。由于当时环境治理尚未起步，工业废物排放给这些城市卫生带来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芝加哥、圣路易斯及堪萨斯城等屠宰场和毛皮、肉类加工中心，也都遭遇着臭气熏天、血水横流、动物排泄物和死尸随意丢弃的现象。在那个疾病起源尚不明晰的年代，人们自然将各种恶臭逼人、不堪入目的城市环境与传染病联系在一起，凡此种种开始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 　　最后，快速城市化还为传染病流行带来了易感人群，满足了疫病传播所需的最后环节。19 世纪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