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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与契丹人的居住方式解析 　　契丹人居所的建造及居住习俗与其所生活的环境息息相关，其生活环境内的地理和物产资源是契丹人居住方式的自然基础。契丹人生活在北方草原地带，境域内有广袤无垠的草原及莽莽群山，可谓草深林密，而草原是契丹人生存的主要生态背景。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契丹人逐水草迁徙，四时游牧，频繁更换牧场，这样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契丹人居无定所，转徙随时，车马为家。 　　一、依托草原环境的穹庐与毡车 　　北方草原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随时迁徙，岁无宁日”的契丹人日常住所以”穹庐”为主。“穹庐”即指帐篷，因其便于安装和拆卸成了草原上通用的活动建筑，当契丹人变换牧地，向新的草场进发时，帐篷也便于运输，故帐篷是草原游牧民族最适合的居住形式。有的学者曾对鄂温克族社会进行调查时了解到，一个人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能把帐篷建立起，如果全家一起动手，无论是拆还是建，在十分钟内都能完成。这样方便拆卸和搭建的住所是游牧民族顺应生存环境而发明的。 　　契丹早期没有城池宫殿，上至统治者下至普通牧民都住在穹庐中。后唐姚坤谒见阿保机时就见“(阿保机)与其妻对坐穹庐中”。萧总管《契丹风土歌》中描述契丹牧民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生活的场景：“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间红。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一春浪荡不归家，自有穹庐障风雨。”“耆车如水马若龙”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契丹人逐水草迁徙的游牧场景，而每到新的草场都要重新搭建帐篷以遮蔽风雨。 　　契丹人后来虽然受汉族文化影响，有的过着农耕定居生活，但是游牧依然是这个草原民族的主要生活方式，所以终辽一代，毡帐一直是契丹人主要的民居形式，二百年间鲜有变化。契丹人受汉文化影响在草原上兴建了五京和一些城镇，但是草原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这个“不土著”的国家永远是流动的，皇帝并不经常居住五京宫殿内，即使居住在城市里，契丹上层也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穹庐居住形式，在城内搭设毡帐居住。大中祥符元年(1008)，路振使辽在中京见到：“内城中，止有文化、武功二殿，后有宫室，但穹庐毳幕。”19八年后，即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薛映使辽看到上京临潢府，城内“有昭德、宣政二殿，皆东向。其毡庐亦皆东向”。也就是说，契丹建国百年后，京城里依然还是以“毡庐”为主要居住形式。 　　契丹统治集团四时捺钵之时都以毡帐为主要居所。如契丹皇帝冬捺钵地点在广平淀，因为这里冬月稍暖，所以契丹人在此避寒。宋朝使臣对辽帝冬捺钵地的行宫做了记载，彭汝砺到广平淀看到皇帝的行营：“殿皆设青花毡。”325 苏辙《虏帐》诗亦云：“虏帐冬住沙陀中，索羊织苇称行宫。从官星散依冢阜，毡庐窟室欺霜风。……礼成即日卷庐帐，钩鱼射鹅沧海东。秋山既罢复来此，往返岁岁如旋蓬。” 　　宋朝使臣对辽帝在其他捺钵地的行宫毡帐样式也记忆尤深。宋天禧四年(1020)，宋绶使辽，在木叶山看见了辽帝的行宫“东向设毡屋，署曰省方殿。无阶，以毡藉地，后有二大帐。次北，又设毡屋，曰庆寿殿，去山尚远，国主帐在毡屋西北，望之不见”。五十五年后，熙宁八年，辽大康元年(1075)，沈括到永安山时看见契丹王庭，“庭依犊儿山之麓，广荐之中，毡庐数十，无垣墙沟表，至暮，则使人坐草，□庐击柝”。直到道宗清宁四年(1058)，王易使辽看到皇帝的牙帐依然如此，“小禁围在大禁围外东北角，内有毡帐二三座，(大禁围)有毡帐十座，黑毡兵幕七座”。宋朝使臣对契丹皇帝所居毡帐大小、数量、门户方向、建造形制、设施等进行了全面记载，使我们较为清晰地了解了行营毡帐的面貌。 　　考古发现的契丹墓葬壁画中也生动地描绘了契丹人的毡帐形式。如《契丹住地生活小景》中描绘大树旁横排三座毡包，中间一座为白色，两侧为黑色，形制大体相同：半圆形顶，并用皮绳拴缚，南向开设半圆形券顶状小门，外观似近代草原牧民居住的穹庐式蒙古包。 　　由上述记载看，契丹皇帝捺钵之时一直居住在毡帐之中，同时，跟随皇帝捺钵的文武百官及眷属以及扈从的士兵和这个庞大游动王朝的所有人都居住在毡帐中，可以想见茫茫草原上成百上千的帐篷散布其间是何等的壮观。 　　另外，辽国的驿馆很多也都是毡帐形式。沈括记载“: 三十余里至麃驼帐，皆平川。帐以毡为之，前设青布拂庐，其他毡帐类此。”145宋绶使辽从木叶馆到中京“皆无馆舍，但宿穹帐”。契丹境内还有很多以毡帐命名的馆舍，如咸熙毡帐、牛山毡帐、锅窑帐、大和毡帐、牛心山毡馆、新添毡帐等等，想必这些驿馆建筑也都是采用毡帐形式。毡帐对契丹人来说是最方便适宜的住所，但宋使对北国这样独特的居所颇不适应，刘敞有诗云：“千山雪绕帐庐寒，一半冰消塞井乾。忆卧衡门甘泌水，可怜孤枕未曾安。”274北国的寒冷，夜宿毡帐的不适应，引起了使臣思乡之情。 　　契丹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