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解构视角下译者主体性问题　　.docVIP

反思解构视角下译者主体性问题　　 　　一、译者主体性的逐渐显现 　　解构思潮诞生之前，翻译研究受结构主义的影响颇深。结构主义学者往往把语言放在封闭的系统中考察，在该系统中，语言的各个要素互相依靠并组成系统的全部。因此，文学批评常聚焦于某部作品的“主题、主旨思想、关键词、过多的比喻、引用、索引卡及参照上”。这样一来，一部著作常常被结构主义者看做自给自足的整体，认为“文学批评可以发现、描述、进而稳固文本的意义，尽管这种意义是基于文本间互文基础上的”。也正是由于结构主义的影响，翻译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提倡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并在封闭的系统中研究语言的内在要素。在这样的研究体系里，译者往往被置于从属地位，因为很多学者主张翻译不过是两种不同语言的调和罢了，他们不让译者来摆弄这些不同的语言。因此，结构主义影响下的翻译研究大体上关心的是语言本身，特别是实现翻译对等的方法和策略，诸如意译和直译等。而译者则被束之高阁或干脆受到冷落。在德里达和其他后结构主义学者看来，此种封闭的研究有诸多不利之处。为了彰显与结构主义理论的不同，德里达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颠覆封闭的西方哲学体系。在德里达看来，解构一个概念首先要追根溯源，他提出： 　　解构一个主题，如果确有其事，则意味着首先用系统的方法，从历史演变来分析一个概念的形成和不同的层面。每个概念都有自己的历史，而每个主题的概念亦有很长、很厚重、很复杂的历史过程。 　　从这段文字来看，解构一个概念同解读这个概念的历史形成过程息息相关，而且通过历史的解读，亦能找出此种概念形成的轨迹。 　　德里达认为，“解构一个主题首先是系统地分析某个概念形成、使用、合法化等方面的轨迹”。解构主义主张历史地分析某个概念而不是将这个概念全然去除。因此，从解构角度分析译者的主体性也应该首先审视主体性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即其演变和逐渐合法化的历程。翻译研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导思想和研究重点，于是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些主导思想进行分析后才能看出这些思想的局限性，并进而窥探解构主义对翻译研究的影响。通过历史的分析译者主体性概念的演变和生成就变得十分必要，这也将为后续的译者之生、译者的角色及文本的互动分析奠定基础。早期的翻译研究(实际上，翻译研究这个术语是由詹姆斯·霍尔姆斯提出，在那之前并没有一个叫翻译研究的学科)将翻译和语言学紧密相连。在语言学理论框架下，学者们主要关注翻译中的语言学方面，比如如何实现对等翻译、翻译实践的策略等。最常讨论的议题包括自由对忠实、自然对非自然的翻译等。语言学派代表者包括尤金·奈达(EugeneNida)和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他们均提出来了各自的翻译策略及评判翻译的标准。奈达的动态和形式对等理论以及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都对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他们的理论总体而言仍然关注的是源文本以及如何实现“忠实”这样的原则。但是，过多强调对等往往忽视了翻译发生的背景和社会情况，译者的地位和角色鲜被提及。此外，奈达和纽马克的理论过于绝对，因为翻译往往是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的结合体，同时体现着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两个方面。如何实现动态和形式对等往往在实践中很难操作，并且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中划出一道分水岭来也常让译者感到困惑，正如玛丽·斯奈尔·霍恩必(MarySnell-Hornby)所说： 　　对等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准确而且很难定义，对等营造了一种语言间的对称性幻想，这在模糊的近似层面以外几乎不存在，对等也歪曲了翻译中的基本问题。 　　德国功能学派的出现标志着对传统研究方法和重心的转向。功能学派认为翻译是有目的的活动，因此活动的目的(Skopos)对译者的策略有决定性影响。根据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的目的论，翻译是有目的的活动，根据翻译的目的开展。同语言学研究方法强调源语不同的是，目的论开始转向目标语，这也同传统的对等研究和源语至上观点分道扬镳，从而将更多注意力引入目标语和目标文化的研究上。尽管从源语向目标语转向并未回答自由和忠实翻译的论争，但却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供人们审视翻译实践。功能学派对翻译的极大贡献之一就在目的论，时至今日，该理论仍广泛应用于训练和培养合格的译员。 　　如前所述，翻译研究这个学科名称由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es)提出以便让其成为一项独立的学科。霍尔姆斯也是众多为翻译研究促成“文化转向”的学者代表之一。这些学者试图融合翻译研究中长期以来的争论，并强调跨学科研究方法，来形成一种“综合理论”。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对等、自由和忠实，而是翻译中的文化方面。总体而言，翻译研究学派依赖于系统的框架和描述性研究法，关注目标文本并探索其在目标文化中的功能和地位，并分析阻碍翻译被接受的因素。如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