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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中国哲学：超越“以西释中” 　　　　一、“中国哲学”概念的形成与中国哲学学科的出现 　　“中国哲学”的概念、近代(modern)意义的中国哲学研究，首先出现于欧洲的法国、德国，其次出现于亚洲的日本、中国。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则首先形成于日本。最早把中国的某种学问与“哲学”联系起来的是传教士利玛窦。他说：“中国人所熟悉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的叫作孔子。” “道德哲学”和“中国哲学家”都蕴涵着“中国哲学”的观念。利玛窦1582年来华，1610年去世。可见，至迟1610年之前， “中国哲学”的观念已经出现。 　　1687年，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在巴黎以拉丁语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 该书导言使用了“中国哲学” (philosophiam　sinicam)概念，这可能是此概念在世界范围内首次出现。柏应理在导言中用106页篇幅介绍中国哲学，可视为世界范围内中国哲学研究的开始。莱布尼茨于1715年1月至1716年3月间撰写《致德雷蒙先生的信》(后被编辑为《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自然而然地把《性理大全》称为“中国哲学”，其中又有“我在中国哲学中，另又找到反驳拜偶像者的有趣理论”之语。中国哲学首次进入大学课堂，至晚是在1721年7月21日。当天，德国启蒙思潮的开创者之一沃尔夫用拉丁语发表《中国人的实践哲学》的演讲，赞扬中国的理性主义。1816年，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讲授哲学史，也把“中国哲学”列为一章--不过，众所周知，他的态度是否定性的。欧洲的中国哲学通史、专论著作，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至1934年，较为重要的至少有12种。 　　欧洲本有哲学传统，欧洲人用哲学的“棱镜”来透视中国的某种学问，亦属顺理成章。“中国哲学”概念在东亚的出现，语境则与欧洲迥然不同。它是近代化的产物，其中包含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这个过程，中日之间又有较大差异。至迟于1623年，中国已接触到“philosophy”的概念。当时学者将其译作“斐禄所费亚”、“理学”、“爱知学”等。由于当时整个东亚尚未遭遇西方的军事侵略和文化冲击，故“philosophy”并未产生影响。此可谓“哲学”传入东亚的史前史。“Philosophy”再次传入，则是东亚救亡图存，进入近代化阶段的产物，代表着其固有传统出现断裂。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学者西周之所以最终把“philosophy”定译为“哲学”，本意是为了“别于东洲之儒学”。这可得到井上哲次郎的证实。他指出，西周认为：“如果把哲学译为性理学，就会被认为是儒教中的一派，所以采用了哲学的译语。” 那么，在西周的心目中， “哲学”和“儒学”究竟有什么区别呢?高坂史郎认为有四个方面。其一是“汉文逻辑与日语逻辑的不同”。西周用新造的日语表达形式， “乃是从汉文逻辑学过渡到日文逻辑学，从而与西洋逻辑相对应”。 　　其二是“修己与治人、心理与物理的区别”。西周用“哲学”把“个人的道德与政治、经济学分离”。 　　其三是“学问的体系性的导入”。西周认为，学术的真理性“取决于由此学问在其与全部学问的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这是体系化的意义”，他的志向“是把学问从先王之道、孔子、孟子的权威中解放出来。”其四是“方法论的差异”：关于学问的体系化，西周“提出了体系(system)和方法(method)两个方面”。他指出，体系化乃是“‘确立真理的目的，建立与之相通的条理，无所遗漏地求知，形成一个统一体。’而方法则是……归纳法”。西周认为，自古以来无论东洋还是西洋都是演绎法，而近来一切都是由归纳法所决定的。西周高举归纳法，“与儒学、中国人的思考方法决别”。以上四点，实质在于日本在学术上脱离中华__文化母体，引入近代化学术体系。这是整个日本社会“脱亚入欧”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学者三宅雄二郎便说，通过“哲学”，大家“彻底转变了把穷理作为最高学问的立场”。可见，把“philosophy”译为“哲学”，标志着东亚学术、文化以及历史进程的近代转型。这种转变的历史必然性在于人类进入普遍交往发生、世界历史形成的全球化时代;东亚必须通过近代转型才能融入世界。 　　照西周的逻辑和明治时期的社会风潮来看，“中国哲学”的概念是不成立的。可是，19世纪80年代又是日本中国哲学概念形成、中国哲学学科奠基的时期。“中国哲学”在日本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可从思想史的内在逻辑和日本确立自我认同的历史发展逻辑两个方面得到说明。 　　思想史的内在逻辑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也有哲学。这个事实是日本学者通过西方哲学的视角发现的。三宅雄二郎说，他在听了美国人费诺罗萨(Fenollosa)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哲学史课程后发现： “支那也有类似事物，印度也有类似事物，如此说来，则支那哲学、印度哲学也都应该设立为科目。” 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