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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的刑法困境与出路 　　在反恐的刑法方面，刑法的评价毕竟有限。其不能评价恐怖主义犯罪人的内心思想; 也难以评价恐怖主义犯罪的各个环节。对于反恐的刑法方面的有限性，我们要大胆承认。近年来，“越反越恐”的质疑不断升级，但由于恐怖主义犯罪的特殊性，同时，在刑法有限评价的范围内，在现代刑罚观念下对恐怖主义犯罪人的处遇往往忽略教育、矫正的作用。另外，在反恐的刑法理念上，“敌人刑法”理念也难以适用。为此，笔者寻探反恐的刑法出路，以引玉方家良策。 　　一、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的成因 　　( 一) 历史原因:“两泛主义”的影响 　　我国的恐怖主义犯罪主要受东突组织的影响。而东突恐怖组织即受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影响。泛伊斯兰主义又指大伊斯兰主义，公认其创始人为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它以伊斯兰教义为根本，兴起于19 世纪中后期，经历了古典泛伊斯兰主义和当代泛伊斯兰主义的发展过程。古典泛伊斯兰主义以阿富汗尼为代表，在政治上主张“全世界穆斯林拥戴一位共同的哈里发，在伊斯兰教法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大伊斯兰国”。当代泛伊斯兰主义由穆罕默德·伊克巴尔在批判古典泛伊斯兰主义上产生。其认为穆斯林是一个民族，应该有穆斯林的民族国家，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伦理原则，而且是一种社会制度。我国新疆地区由于地域原因，深受泛伊斯兰主义侵蚀，近年出现要建立穆斯林国家的“疆独”思想。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基本属于孪生兄弟，由孜牙·乔加勒甫开创。它也是兴起于19 世纪中后期，发源于当时沙俄统治下的鞑靼斯坦地区，由沙皇俄国的民族压迫而产生。该主义后扩展到中亚地带，主要以突厥民族语言、文化、政治地位等的一致性和近代“突厥学”的研究热潮而发展。随着泛突厥主义理论家的歪曲宣扬和伊斯兰教义的影响，泛突厥主义进入奥斯曼帝国后，开始异化、扭曲，逐渐成为中亚、西亚地区暴力恐怖犯罪的指导思想之一。该主义的部分异端者近年来不断叫嚣将我国新疆分裂出去，成立所谓的“突厥文化共同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卷席重来，不断制造诸多暴恐犯罪。近年来，“两泛主义”思想不断侵犯我国边疆地域，对我国国家领土和政治形态不断干涉，并导致了诸多恐怖主义犯罪的发生。 　　( 二) 社会原因: 区域经济不平衡所诱发 　　胡锦涛同志2003 年出席APEC 第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认为“贫穷和落后是恐怖主义产生的土壤”。新疆、西藏地区地处我国西部地带，由于地理原因，自然环境恶劣、社会生产相对落后，且交通不便，造成长久以来经济贫穷的现状。虽然近年来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着力发展西部经济，但总体而言，我国西部地区仍然相对贫穷。因此导致社会文化、教育也相对落后。当地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一方面因经济贫困，缺少良好教育，致使整体文化素质不高; 人生观、价值观极易受“两泛主义”腐蚀，而盲目走上了恐怖主义犯罪道路。另一方面，部分民众因贫穷而产生的仇富、仇官心里，在“两泛主义”的教唆、煽动下，组织或参加恐怖主义组织或帮助恐怖主义犯罪等。这些民众接受“两泛主义”暴恐思想后，逐渐成为宗教献身一切的特殊犯罪群体。如勒庞所言: “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崇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第三方面，“疆独”势力领导者利用新疆、西藏等贫困地区民众的单纯、朴素心理和宗教迷信思想，宣扬所谓民族独立的政治诉求，并且给加入组织的民众不切实际的美好而抽象的“许诺”，大部分民众为了信仰，更为了脱贫而走上了恐怖主义犯罪道路。简言之，“在这些现实的或被知觉到的条件下，又有获得更好生活的许诺，这就成了恐怖组织招募恐怖分子的温床。” 　　( 三) 国际原因: 域外恐怖势力和西方排华势力的支持 　　我国的恐怖主义犯罪近年来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是域外基地恐怖主义组织的支持和西方排华势力借机的利用。就域外恐怖势力而言，如上世纪70 年代末，中东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与我国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相结合，并制定出“新疆独立三步战略”①，公开宣称通过暴力恐怖手段达到分裂新疆的目的;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本·拉登召见“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头目艾山·买合苏木，提供资金帮助新疆所谓的“圣战”; 本世纪以来，基地组织秘密为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组织提供资金帮助、培训专门暴力犯罪人员等。在域外恐怖势力的支持下，“从1990 年巴仁乡暴乱至2009 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前的二十年间，‘东突’恐怖组织在中国境内制造了260 多起爆炸、暗杀等暴力恐怖事件，造成600多人伤亡，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就西方排华势力而言，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一方面深受极端宗教恐怖势力的危害，而紧锣密鼓的实行反恐步调。如国内专门制定《爱国者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