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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文学中女性形象传统回归的探究 一 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社会分工的变化，男性逐渐取代了原属女性的崇高地位，成为社会权力与统治的核心。在历史制度的变迁沿袭下，男性掌握绝对的话语权，男性文化体系逐步完善，特别是封建制度沉淀下来的价值观和思想逐步扼杀并泯灭了女性的自主意识，女性沦为一种无独立地位的“附属品”。 （一）“怨妇”与“红颜薄命” 《诗经》中不乏此类代表。“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胡能有定？宁不我顾”《诗经·日月》。“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诗经·邙》。妇女被抛弃后痛苦不堪，愁闷而终日恹恹。只能以诗言悲，以诗吐怨。《红楼梦》为我们塑造了一批红颜薄命的群像，上至达官显贵，下至侍女丫鬟，无论是学富五车的，还是目不识丁，从泼辣张扬到含蓄内敛，归宿或死、或皈依，或背井离乡，此类种种，不一而足。 （二）才子佳人的悲喜剧 鲁迅的小说《伤逝》中的主人公子君，虽接受了新思想，敢于和涓生自由恋爱。但终日沉浸在家庭生活的琐碎小事中，最后还是沦为家庭主妇，并由于生活的窘迫，被丈夫抛弃。当女性把自己的幸福寄于自己的爱情及婚姻，就必然导致了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这本身就是可悲的。《西厢记》倒是有了一个完满的结局。但在“长亭送别”中，我们分明看到崔莺莺那“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的无力呐喊时，立刻明白所谓大团圆，只不过是崔莺莺把爱情和幸福附着于张生身上而已。 （三）“第二性”的呐喊 当代文学中，人们赞誉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映川的《女的江湖》塑造出了一些具备主体冲击性的新女性形象，尽管文章主人公命运各不相同，但不难发现她们都是背负着传统道德、责任枷锁去围绕爱的选择权徘徊。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更像是当代版的张爱玲。 波伏娃的《第二性》提及“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为女人的”。这句话很巧妙地点出了女性本身反抗的苍白。女性的弱势形象使得爱情与婚姻成为她们最可靠的避风港。 二 自近代女权主义运动兴起以来，妇女解放思潮风气云涌。进入20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的“男女平等”似乎不再是口号，而是真真正真体现在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传统文学表现形式中的女性形象更多的体现出了平等、自主的行为意识，但在文学人物的行为模式依然在遵循着“半边天”的不变定律。真正的颠覆性形象出现还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技术大行其道之后。互联网这种新的技术手段成为艺术形式的有效推动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网络文学出现在神州大地。网络文学作为传统文学的一种超越，“其非线性特征与后结构主义主义者罗兰巴特所倡导的文学开放性特征不谋而合，拓展了文本空间，使传统印刷媒体的中有限的死书变为可再生的、多线多向的活书，网络文本还有多媒体，表现多重感官刺激与强大的交互性”。 在这个无限广阔的虚拟平台上，网络写手为我们展示了与众不同，甚至令人瞠目结舌的女性形象。 （一）自恋的放大与张扬 有人说，女性是从属于都市的，反之亦然。多元化的都市中，女性必然会有对抗主流、颠覆中心的行为出现。安妮宝贝就是其中的代表。安妮宝贝笔下的人物有类型化的特征，她们感情忧郁、自恋且独立，她们追求爱情却不愿为之做出改变，她们心灵脆弱易碎，本能地躲避任何可能受到的伤害，却又在不自觉地在逐爱中伤害自己。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是她的小说《观望幻觉》中的“安”。“安”独立不羁，她需要爱情，但不需要长久；她需要温暖，但不需要家庭。她不肯为谁停留。作为一个独处大都市的异乡女子，能够依靠的，只有双手和脑子。她不愿为男人牺牲，因为这样会丧失经济的独立，她不愿向男人妥协，因为这会失掉个人态度。这样的人物大量出现在安妮宝贝的创作中。女子的性格不羁，映衬男子形象的软弱。读者会强烈地感受到男人总是犹豫不决。安妮宝贝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出她对男性的警惕和疏离。安妮宝贝这种独特的对女性的关怀备受追捧，女性读者用爱戴她的方式来体贴和关怀自己，她们聚集起来而产生力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深刻影响了世纪末中国的文化审美和认知态度。 （二）用身体创作 女性主义者认为，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充满了对女性的忽视、遮蔽及压迫，让女性无法形成自己的知识传统，身体才是女性最真实最可凭藉的部分，由此女性主义者提出“身体写作”，号召“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象通过自己的奋斗把自己钳进历史一样”――以书写身体的方式来对抗男权的遮蔽和压迫。 “木子美”就是为此而来。写作中的木子美拒绝灵魂和情感的介入，是完全不动心不用情的纯粹欲望化行为。从《遗情书》开始，木子美的奉献是彻底的“赤裸裸”，从不考虑历史、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