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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假性需要下人们的主体性困惑 　　一、假性需要概念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是质与量的矛盾统一体，如果超过一定的度，必然会造成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据此，笔者认为当代人们对物质或精神的追求也有质与量这两个维度。一方面，主体在度的范围内不断追求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这具有消除异化、促进人的自由全而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逐利的本质和工商业资本等的操纵、控制、诱导，使人的需要成为一种非正常、非理性，具有破坏性的需要，导致了主体对于奢侈性、时尚性、炫耀性的物质或精神享受的过度追求，使主体呈现出明显的平而化、感官化、欲望化的精神特点，并失落、陷入一种主体性的困惑，即新的异化陷阱之中。 　　观看“舌尖2”，上天入地，地球各种角落都被吃遍了，片头主人公冒着生命危险爬三小时十几层楼高的树掏蜂蜜;只要1 /8秒，跳跳鱼就被拦腰捉起，由此，西藏的野生蜂蜜卖脱销，无数跳跳鱼被杀，生态灾难却置若罔闻。再回顾2013年的“双十一”，中国网民创造单日销售额达到350亿元的销售奇谈，这一数宇背后反映的是消费者对商品的巨大需求，同时也使我们反思，我们一度对物质的追求是否是我们真正、合理的需要，抑或是过度消费? 　　综上，可总结出:当今人们越来越醉心于内心无限扩大的更多更高的需求，索取的目的不再仅仅是满足自身基本需要，而是欲望的满足和社会时尚的追逐，由此提出了假性需要的概念。所谓假性需要是指人们并非真正的需要，而是把别人拥有的或自己没有的东西认为是自己未满足的或要满足的需要并加以追求，这反映出人们未能真正理解自身的需要以及未能如实把握自己的真实需要。事实上，早在美国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中就提出了类似于假性需要的定义即“虚假的需要”。他说“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或许会使个人感到十分高兴，但如果这样的幸福会妨碍自己和他人认识整个社会的病态并把握医治弊病的时机这一才能的发展的话，它就不是必须维护和保障的。这样的需要具有社会的内容和功能，它们取决于个人所无法控制的外力，这些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是受外界支配的。”从马尔库塞对“虚假的需要”的阐述中不难看出:“虚假的需要”造成的现代生产方式使商品远远超过一般生活需要，使人的欲望需求出现极端丰富性，是人类“永恒的”陷于人与他人、人与自然斗一争的深渊中无法自拔的根源。这使我们陷于巨大的困惑之中:为什么人们要乐此不疲地去满足“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呢? 　　二、假性需要产生的原因 　　这也许可以从阿尔都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著作中找到答案。阿尔都赛认为“个人在意识形态的教育下成长，并成为一个有见解并能行动的“主体”，然而真正的主体却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它预先构成了一种人的认知实践模式，使人的思想和行为只能在这种模式构架的范围内活动，使人失去批判能力，从而把人培养成意识形态的顺民。因此不难理解“舌尖”上的各种吃货，不用惊讶“双十一”网民创造的单日销售奇迹。表而上看需要者是处于主体地位，决定着自己的需要，决定着自己索取行为的产生。正如在消费这一满足需要的活动中，商人尊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考虑消费者的购买水平。实则不然，高度发达的信息手段、大众化的销售技巧、无孔不入的广告使得消费者的主体地位成了商人所规定了的主体，商人在消费者实施购买行为之前就构建了一种商品意识形态渗透到消费者的意识中，引导人们的需要与价值选择。诸如商家利用发达的互联网技术观察出哪些产品获得消费者的青睐从而在此产品上附加一些更加能够吸引消费者购买的噱头或者直接向消费者打出“消费，别留着，东西越新越好”、“若让别人嫉妒就该拥有嫉妒”、“只要存在，奥迪就将找到他”等诸如此类的广号，这些都潜在地诱导和改变着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 　　正如学者王埃亮认为:“由于人对物质利益追求的无限性与现实占用有限性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矛盾，只有通过“为生产者制造需要”的办法来解决这一矛盾，而“制造需要”所带来的风险，即产品实现问题，又使广告及媒体将生产经营者所制造的需要转化为消费者“自身”自愿的需要，并最终使消费者确信这些需要正是自己的需要。”四由此不难看出，人的需要的整个体系不是建立在主体自身的结构规定上而是建立在以生产组织以及媒体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对人的需要以及消费需要的规定上。黄平先生曾论述过，消费主义的“需求”是被创造出来的，并在无形中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都卷入其中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它使人们总是处在一种“欲购情结”之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需要”由市场决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这一新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