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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中发展的逻辑学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逻辑学得到了恢复和初步发展。“文革” 10年,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被迫中断。粉碎“四人帮”之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逻辑工作者很快就行动起来,于1978年举行了第一次全国逻辑讨论会,共商我国逻辑发展之大计,会上响亮地提出了“形式逻辑要现代化”的口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随之,中国逻辑学会于1979年宣告成立。中国逻辑学会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把全国的逻辑工作者组织起来,开启了我国逻辑学发展的新篇章。回顾30年来我国逻辑学发展的历程,深感有以下几点值得肯定和总结:一　关于发展的目标和主题1978年提出的“形式逻辑要现代化”,既是我国逻辑学发展的目标,实际上也为我国逻辑学的发展确定了主题。 　　30年来,中国逻辑学会(包括北京市逻辑学会)和广大的逻辑工作者始终是围绕着“逻辑现代化”这个目标和主题来开展工作的。其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积极推动高等学校逻辑学教学内容、体系以及教学手段逐步实现现代化。二是认真学习和研究现代逻辑,逐步实现我国逻辑研究现代化,逐步实现与国际逻辑研究水平接轨。三是通过组织与参加逻辑学术活动,逐步造就一批能够适应我国逻辑现代化需要的逻辑人才和逻辑队伍。 　　回望30年来我国逻辑学的发展,可以明显的看出,我国逻辑学发展的过程,也就是逐步实现逻辑现代化的过程。 　　二关于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逻辑学发展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3年,主要是围绕什么叫“逻辑现代化”和如何实现“逻辑现代化”等问题开展大学习和大讨论。讨论是从如何改革我国的逻辑教学开始的,不同的意见和主张可以概括为“四论”,即所谓“统一论”、“取代论”、“融合论”(又称“吸收论”)和“并存论”。 1982年出版的《形式逻辑原理》(诸葛殷同、张家龙等)被誉为逻辑现代化的尝试。在逻辑研究方面,大家的意见没有多大分歧多数人主张要从学习现代逻辑、学习和借鉴国外的逻辑研究成果(有人把这叫做“拿来主义”)开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改变我国逻辑研究的落后面貌,逐步实现我国逻辑研究的现代化。在这方面,北京的逻辑工作者带了个好头:1979年北京市逻辑学会成立以后,就把主要精力用在举办数理逻辑系列讲座,组织逻辑工作者学习数理逻辑基本知识上。 　　事实证明,这是很有意义的。第二阶段,从1984年到1993年,在全国范围内,逻辑学术活动十分活跃,逻辑教学与研究在“逻辑现代化”的道路上得到了蓬勃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首先,以“现代化”为目标的高校各专业的逻辑教学改革进入实施阶段,一大批逻辑学课程改革设想、方案和大纲先后提出,以《普通逻辑》(从修订本到增订本)和《新逻辑教程》(宋文坚主编)为代表的一大批力图体现“逻辑现代化”要求的逻辑教材陆续问世。其次,逻辑知识普及工作在社会上广泛展开,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文科各主要专业开考逻辑学,中国逻辑学会逻辑与语言研究会创办的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向社会招生,同时创办了以普及逻辑知识为主旨的《逻辑与语言学习》杂志。再次,中国逻辑学会下属的按不同的逻辑分支划分的12个研究会陆续建立起来,它们每一至两年组织一次学术研讨会。此外,全国绝大多数省、市陆续建立了逻辑研究会,学术活动也很频繁。 　　通过这些学术活动,有效地推动了我国逻辑研究现代化的进程。再次,逻辑学各分支领域从介绍国外研究情况走向自主开展研究,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1990年,在首届金岳霖学术奖(逻辑学)评奖中,有1项成果获得一等奖,1项成果获得二等奖,4项成果获得三等奖,6项成果获得优秀奖。其中有个别成果已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这次的评奖结果表明:“中国逻辑研究的现代化工作已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正在向国际逻辑水平进军。”(胡乔木语)第三阶段,从1994年至2003年,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的新形势下,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受到了“市场选择”的严重挑战,跌向低谷。 　　在逻辑教学萎缩、学术活动经费匮乏、研究成果难予发表、逻辑队伍很不稳定的困境面前,中国逻辑学会率领广大逻辑工作者继续向着“逻辑现代化”的目标大胆探索,并且明确地提出了“与国际逻辑教学与研究水平接轨”的任务。在此期间,部分高校的逻辑教学有所扩展,新开了一批现代逻辑课程,出版了一批新的逻辑教材(如人大逻辑教研室编的《逻辑学》、宋文坚和郭世铭主编的《逻辑学》等);向社会普及逻辑知识的工作也有新的进展;中国逻辑学会及部分专业委员会的学术研讨会仍在坚持,并且先后出版了集中反映这一时期学术研究成果的《逻辑今探》和《逻辑研究文集》两本论文集;此外,由中国逻辑学会编委会编的《逻辑学研究专辑》每年出版一期,在推动逻辑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四阶段,从2004年到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