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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与人文史观分析 　　近些年随着我国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如何对待西方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成了中国史学研究者不容回避的问题。因为，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我们走过了以民族、国家、主权等概念体系组成的第一现代性世界，现在进入了一个没有世界观、充满不确定因素的第二现代性世界。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中国与世界的勾连日益密切，人才跨国流动频繁，国家边界变得模糊，我们的史学研究又该如何准确定位呢?只有用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新生事物，博采众长，消化吸收，为我所用，才能更好地前进。 　　关于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介绍和研究成果有很多。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两本，一本是台湾黄进兴教授的《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黄教授在书里深入浅出地勾勒了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从福柯史观的省察，再到海登·怀特的历史语艺论，娓娓道来;另外一本是王晴佳和古伟瀛合著的《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该书对后现代主义及其与历史学的关系作了全面周到的解释和评述。与后现代主义史学相关的研究论文也有一些。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国内以史学理论研究著称，杨共乐教授的《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史学》和赵世瑜的《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二十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和代表性。清华大学的仲伟民教授还曾写过《后现代史学：姗姗来迟的不速之客》一文，介绍了后现代思潮对传统史学的冲击与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对本文的撰写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史学研究的理论瓶颈 　　讲究证据，强调用资料说话，是历史学科的一大特点。傅斯年当年就有“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论断，这一史学思想影响了许多学者的史观。他们以扎实、严谨的学风著称，“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论从史出，以史带论，涌现了众多有份量的学术作品。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过于强调史料，就会对理论方法重视不够。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研究活力不够。和国外相比，国内史学研究显得比较滞后，除了缺乏优秀的研究人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史学理论的重视不够，制约了学术视野和学术眼光，长期来看，学科发展缺乏后劲。众所周知，史学之所以进步，主要在于研究新史料、新方法和新观点，而新材料的发掘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史观的发展起决定作用，而史观的重大突破离不开史学的理论建设。 　　至于目前的史学理论和范式，瓶颈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影响仍在。现在的史学研究虽早已突破了革命史学、阶级史学的框架，政治影响的色彩也在逐渐淡化，但是旧的思想残留依然存在。在过去，人们的观念和意识长期被驯化，存在着无形的条条框框，形成了种种弊端，如研究视野不开阔，缺乏发散性思维，政治语言充斥依旧，学术话语单一，可读性差。二是现代化研究范式不足。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现代化的研究范式不断凸显，受到史学工作者的认可和采用。尤其以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为代表，影响了一大批学者。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这种现代化转型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从总体上把握是十分准确的。作为一种模式，现代化理论便于从整体上、宏观上解读中国社会，但不足以说明许多具体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特质。所以，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蒙塔尤》为代表的西方微观史学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国学者的热烈欢迎。三是民族、国家等政治化视野存在局限。在政治占主导的集权体制下，史学往往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他们或是以爱国为旗号，将历史简单化、抽象化、符号化;或是出于某种需要，任意剪裁、肢解甚至歪曲历史，误导民众;或是设置种种研究禁区，极大地阻碍了学术的自由发展。目前，史学研究还不可能完全超越国家、民族、阶级的立场，但是史学研究为现实服务并不等于为政治服务，过于突出政治，则会遮蔽很多事实真相。剥去意识形态的外衣，许多先验的结论都是站不住脚的。比如，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抗日战争的认识和评价，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淡化意识形态的色彩，回归人文和文化，突显学科特性，这是国内史学研究的未来趋势。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与时俱进是学术生命力的体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史学研究而言，旧的理论渐渐隐去，新的理论尚未成长起来，史学理论处于转变中的真空。在这样的契机下，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顺势袭来。 　　二、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 　　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起源于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批判，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的20-3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坦克、远程大炮、毒气等新式武器先后出现在战场上，繁盛一时的欧洲现代文明在炮火中化为灰烬。人类所创造出的科学技术不但没有带来生活的幸福，反而导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梁启超在一战后考察欧洲各国，亲眼看到了欧洲断壁颓垣、满目疮痍的惨景，连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