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史学在台湾的反响探究、.docVIP

后现代主义史学在台湾的反响探究、 　　长期以来，台湾学者几乎都有欧美学缘，不但在欧美留学，而且孜孜关注其学术动向，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都加以呼应。就在后现代主义史学于西方如火如荼之时，它同样在台湾传播并发生影响。 　　一、欧美后现代主义史学在台湾地区的译介 　　21 世纪之初，林正珍反思1950 ndash; 2000 年台湾史学理论变迁，有这样一段话，非常耐人寻味，他说：“近年来台湾学术界对某些议题的探讨至为热切。例如女性主义、后现代、殖民论述与后殖民论述等，似乎光鲜热闹。……于是在学界里‘文本’、‘论述’、‘解构’与‘发明过去、想象未来’的应用语，似乎轻易地推翻了昔日刀锋式的以科学‘史考’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指标。”[1]其实，这段话道出世纪之交后现代主义在台湾史学理论中的表象，尽管他似乎不以为然，并潜含着其在实践中影响不大的意思。 　　台湾学界何时最初透露出后现代主义信息，一时还无法确定。可以肯定，20 世纪末21 世纪初，不少西方后现代主义及其历史著作已在台湾翻译出版。1989 年罗青编译《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台湾学生书局1989 年出版。其中《导言》简介欧美后现代学术现状和学者;《文学篇》翻译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伊哈布·哈桑《后现代转折》中的一章;《艺术篇》则主要译介莫道夫《后现代主义绘画》;《哲学篇》翻译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本土篇》描述台湾的后现代状况及艺术发展;《年表篇》为欧美后现代阶段和台湾地区后现代状况大事年表。吴宗宝翻译福柯《论康德的〈何谓启蒙〉》，发表在1992 年8 月《当代》第76 期上。贾士蘅译凯斯bull;詹京斯(Keith Jenkins)《历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of History)台北麦田出版社1996 年出版。他还译人类学家的《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麦田出版社1999 年出版。刘世安译海登bull;怀特《元史学》，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 年出版。江政宽主译娜塔莉bull;戴维斯(Natalie Davis)《马丁盖赫返乡记》(TheReturn of Martin Guerre)，台北联经出版社2000 年出版。杨逸鸿主译她的《档案里的虚构》(Fictionin the Archives)，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 年出版。贾士蘅译沃尔夫(Eric R. Wolf)《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台北麦田出版社2003 年出版。 　　同时，一些台湾学者开始思考后现代主义问题。路况出版《后现代及其不满》(唐山：唐山出版社，1992 年)，廖炳惠出版《回顾现代--后现代与后殖民论文集》(台北：麦田出版社，1996年)，唐维敏出版《后现代文化导论》(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特别是，卢建荣为凯斯bull;詹京斯《历史的再思考》汉译本，写了篇导读《后现代历史学指南：让我们重视国内大学历史教学的版图》，毫不留情地批评台湾史学界的现状，表现出强烈的后现代主义倾向。王晴佳、刘元忠分别发表《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新史学》10 卷2 期，1999 年6 月)和《后现代西洋史学发展的反省》(《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二十六期，1998 年6 月)，为后现代主义在台湾史学界加速传播又着一鞭。 　　二、杜维运给予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传入台湾，引起一些史学家高度关注，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杜维运。他在《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系统提出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认识。 　　第一，他认识到后现代主义实质和普遍存在。杜维运说：“后现代主义系对现代主义(modernism)的反动，其初起约在1960 年代末期，涉及的范围，为建筑、艺术、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社会、法律等广大领域，其影响于史学较晚，然最严重。如他们认为在历史上没有真理(truth)，没有客观(objectivity)，没有真实(reality)，历史是推论(discourse)，意识形态的化身，史学家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与文学作品的虚构没有两样，这是极为惊人的议论;从文献(他们另立名目，称之为texts，一般译为文本，实际上即文献)中，后现代主义者也不认为有‘故事’(story)能叙述出来，历史上更没有所谓连贯(continuity)、和谐(coherence)、一致(consistency);史学家所盛倡的移情(empathy)、想象(imagination)，设身处地地进入历史之中，后现代主义者同样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们尤其坚持历史对现代及未来没有任何功用。持论如此，于是有人宣布历史已经死亡(the death of history)，有人倡言历史已经烟消雾释(thevanishing of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