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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批评传统与中国史学的变革 　 　　史学传统是在史学实践中积淀、形成、流布、升华而成的，是历代史学家认同、遵守的治史理念、方法、宗旨与精神。史学传统具备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历时性，它贯穿于史学发展的全过程;二是内涵相对稳定，但并非固步自封;三是能够反作用于史学，引导史学良性发展。中国史学具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如人们常说的求真、经世、彰善痒恶、审美、良史之忧等。此外，中国史学还有一项重要的传统，即商榷史篇、品评史家、批判史学的传统。历代史学家或评一人、一书、一派，或在总揽一代史学全貌的情况下评鹭史学的得失与进退，或站在更高的层次上抽象讨论史学本体问题，铸就了史学批评的优良传统。史学批评传统与中国史学的变革是一个大课题①。本文侧重于从史学发展史纵向讨论史学批评传统的形成轨迹及其在中国史学变革中的具体表现，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史学批评传统的形成与传承 　　关于史学批评的零散言论早在先秦时期己经出现，如孔子的“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川川。孟子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回，就是这方而的代表。不过，史学批评从一项具体的学术活动进而成为一种优良的学术传统则是两汉时期的事情了。西汉时期，司马迁对《春秋》展开了多方而的评论，诸如“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3] 1943《史记》对孔子及《春秋》的评论还见于《十二诸侯年表》、《儒林列传》、《匈奴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等篇章。可见，司马迁对《春秋》的评论是深刻的、自觉的、多重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还评论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史书的编纂及史家宗旨、史书的社会影响力等，这些奠定了史学批评传统的基础。 　　二、史学批评与史学方向 　　史学批评传统对于中国史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影响了中国史学家治史的方向。史学批评传统从思想维度上保障了史学家理性的审视前代史学，寻找到突破和超越前代史学的路径。纵观史学发展的历程，史家治史的方向除了受师承、兴趣和时代环境的影响外，还与他对史学所持的批判标准和眼光有直接的关系。史学家常常是在史学批评中找到了他们的学术方向与领域的。当史学家发现前史之不足时，就会自觉地调整、确定新的治史目标，纠偏以归于正，这是中国史学得以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 　　(一)史学批评与历史撰述方向的确定 大凡有成就的史学家在他从事历史研究之初，都会认真思考自己的撰述方向问题，即他要从事怎样的历史研究，或者写一部怎样的历史著作。这个时候，史学批评帮助他们找到了答案。 东汉灭亡后，关于东汉历史的撰述诸家蜂起。东晋史家袁宏在阅读了有关东汉史后，指出它们的两点不足:一是“烦秽杂乱，睡而不能竟也”;二是未能阐扬“名教，，“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己。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己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锡而未叙”。 　　于是，袁宏撰写了《后汉纪》，并找到了他著史的两个着力点:简要与名教。显然，袁宏的这两个方向都是通过史学批评的方式探索到的。袁宏卒后约60年，范哗以纪。 　　二、史学批评与史学创新 　　学术发展离不开创新，而创新又往往源自批判。史学批评传统的学术属性归根结底是一种反省型的学术评价，是史学主体评述、探索、追问史学之道的思想历程。在史学批评中，史学家首先明白了以往的史学是怎样发展而来的，这等于研读了一部中国史学的创新史。其次，史学家获得了创新的勇气与自信、能力与素养。史书体裁的创造与体例的完善是史学创新最显著的外在表现形式。这里重点考察它们与史学批评传统的关系，以论证史学批评与史学创新之间的关联。 　　典章制度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编年体中却罕见制度的踪影。在纪传体中虽有“书志”的篇目，然所载简略，且并非所有的正史都有书志。这使史书编纂既滞后于社会发展也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官至宰相的唐代大史学家杜佑撰写的《通典》解决了这一难题，创造了专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新型史书体如((i}典》的“食货”一门到了《文献通考》中被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余、土贡、国用等八门;《通典》的“选举”一门被厘为选举和学校两门;《文献通考》还新增了“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这些细化和新增的门类更明晰地呈现了古代典章制度的设置、演变与功用。马端临的史学批评不是好高鹜远，眼高手低，而是将创新的思想落到了实处。马端临虽然在史书体裁上继承了杜佑，但在体例上又有所创造。如果说杜佑是以史学批评传